據悉，紐約佳士得藤田美術館六件《石渠寶笈》著錄作品成交合計約人民幣8.69億元（含傭金）。其中，陳容《六龍圖》成交價4896.75萬美元，趙令穰《鵝群圖》成交價2712.75萬美元，李公鱗《便橋會盟圖》成交價1760.75萬美元，韓幹《馬性圖》成交價1704.75萬美元，王冕《雪梅圖》成交價864.75萬美元，趙孟頫《洗馬圖》成交價450.35萬美元，共計12390.1萬美元，合人民幣約8.5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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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美術館藏《石渠寶笈》古畫六卷 皇室鑒藏書畫幾經聚散又將何去何從？
中國皇室鑒藏書畫的歷史由來已久，最晚也可追溯到西元四世紀的東晉內府珍藏。書畫的聚散，歷來在改朝換代之際，淪喪銷毀令人希噓；然而天下承平既久，物又聚於所好蔚為大觀。如此不斷輪替千餘年之久，至清乾隆時期有《石渠寶笈》之編纂，皇室書畫鑒藏遂達於巔峰！再逾百餘年，辛亥革命成功，年底監國攝政王載灃引咎辭職久居天津，出生於醇王府的末代皇帝溥儀年僅六歲。次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小恭親王溥偉為助溥儀複辟籌集軍餉，將除書畫以外的大多數古玩器物於三月間賣給了一位名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這位創立山中商會的古董商，又於次年1913在紐約舉行恭王府文物拍賣會，其圖錄共收文物536件；同年3月5至6日在倫敦舉行的恭王府文物拍賣圖錄則共收211件，目錄首頁下還特別注明“來自北京道光皇帝後代的恭親王溥偉” 。
1915年2月22日，醇王府管事張彬舫（即大管事張文治）將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續篇傳為唐、宋、元的六卷古畫賣與山中商會，並立字據（見附圖）。山中商會的總部設在大阪，不知何時，又將此六卷古畫賣與大阪的藤田家族。藤田美術館的收藏始於藤田傳三郎（1841－1912），他過世後藏品傳給兩國兒子，財團法人藤田美術館於1951年設立，1954年正式開館。出版於1983年的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第三卷日本篇I 博物館，收錄藤田美術館唐、五代、宋、元、明、清畫36件（JM 14），其中即包括這六卷中的韓幹、趙令穰、陳容三卷；1998年出版的《日本所在中國繪畫目錄》續編，則又收入傳為李公麟的《九歌圖》一卷（編號513）。有趣的是，醇王府賣與山中商會的六卷古畫中，趙令穰、王冕、陳容、李公麟四卷均鈐有“恭親王印”，但這方印和常見的皇六子奕訢所用的不同，或為小恭親王溥偉之印？恭親王府所藏書畫不乏名品，如晉陸機《平複帖》、唐韓幹《照夜白》等。醇王府賣出的這六卷中，趙令穰卷尾的“恭親王印”之上還有一方“禦賜”印，部分或得自慈喜太后所賞賜。
醇王府所賣與山中商會的六卷古畫，在乾隆時期都貯存於禦書房。六卷中除陳容《六龍圖》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1793成書）外，其餘五卷均著錄於初編（1745成書）；又六卷中除傳為趙孟頫的《洗馬圖》卷在《石渠寶笈》著錄中列為“次等“外，另五卷均為“上等”（陳容《六龍圖》卷包巾內側有“真跡上等”字樣）。傳為唐韓幹《馬性圖》與李公麟《便橋會盟》兩卷，在《石渠寶笈》初編成書後，乾隆續加題咏辨訂，故其文字不見於初編著錄。藤田美術館舊藏的六卷中，四卷有乾隆題識，紀年最早的是傳為趙孟頫的《洗馬圖》卷，乾隆題於1735尚為太子時；最晚的是李公麟《便橋會盟》，題於1786年，其間跨度超過半世紀。六卷上有乾隆的諸多鈐印，其中最早的有其為太子時用的“寶親王寶”（《洗馬圖》卷），以至其退位後所用的“太上皇帝”（《便橋會盟圖》卷）等印。
傳為唐韓幹《馬性圖》卷與上海博物館所藏傳為五代後梁趙岩《調馬圖》卷，兩馬的姿態類似，值得作進一步的對比研究；李公麟《便橋會盟》後段（乾隆題識以後）與北京故宮所藏元陳及之的《便橋會盟》構圖雷同，但前段卻多出將近400公分，約佔全圖三分之一，描繪唐秦王李世民（即後來的唐太宗）於武德九年（626）在長安近郊的便橋與突厥結盟的歷史故事，對研究此一題材的更完整構圖極具價值。傳世南宋陳容墨龍圖有款印者，書法風格都不同，如：波士頓 美術館藏《九龍圖》卷、廣東省博物館藏《墨龍圖》軸，而來自藤田美術館的《六龍圖》卷其後題識則又是另一種書風，也是值得探討的。
因此，藤田美術館舊藏石渠寶笈著錄的六卷古畫，無論是對中國繪畫史或乾隆鑒藏史的研究，都是一組難得的珍稀文物。（來源：澎湃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