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一下飛機，便如約來到布熱津斯基位於弗吉尼亞州麥克萊的寓所出席家宴。“我們在席間交談很深，甚至談到了鄧小平在文革時期的經歷。”他說，鄧小平1979年訪美意義深遠，中美建交深刻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面貌，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事。“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時代，中美已成為世界兩大領導力量，兩國加強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將有力牽動中美俄等大國關係，對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聽布熱津斯基博士侃侃而談，我的思緒回到了12年前。2004年1月7日，在北京的中國大飯店，我和同事曾有幸對布熱津斯基進行專訪。那時他剛剛見過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接受採訪時，他一再強調中美不能偏離合作軌道。他說，如果我們智慧地處理美中關係，我們在共同的問題上進行合作，那麼“中國在未來成為美國的威脅”的情況可以得到避免。“實際上，我甚至認為，在未來幾十年內，這種可能性未必完全存在。”
那次專訪雖然只有20分鐘，但布熱津斯基博士關於美俄關係、美歐關係等見解，其準確性都得到了歷史事實的充分印證。來華盛頓常駐之後，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再次對他進行面對面專訪。
《旋風九日》還在放映之中，布熱津斯基博士便匆匆離去。因為與影展主辦者熟悉，我們一起在門口等候。看見他行動遲緩，滿臉疲憊，關於再次專訪的話終於未能出口。幫著老先生穿上風衣，目送他走下台階坐進汽車。腦海中留下他的背影，不想卻定格為永遠的記憶，讓再次專訪的希望化為幻影。
他的助手科琳·菲什返回會場，我與她談起當年採訪先生的情景，並希望能再次對他進行專訪。科琳答應說，只要先生的日程允許，他會充分考慮的。之後，我將當年的採訪錄中英文版都發給科琳。科琳收到郵件之後回復說，她已將相關郵件及材料轉給布熱津斯基博士，讓我等待回復。
過了4天，我接到了科琳的電子郵件。她在郵件中說，“布熱津斯基先生感謝您讓他憶起當年的採訪，也感謝您考慮再次對他進行專訪”，只因這一季節的日程之多已經讓他滿負荷，已無更多空間來接受另一次專訪。“布熱津斯基博士希望您能理解，並送上誠摯問候。”
雖是寥寥數語，但相對於其他大腕人物採訪申請的杳無音信，這已足以讓人寬慰，也足見布熱津斯基先生的為人。但更讓人肅然起敬的，還是他深邃的學術見解和嚴謹的治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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