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族群邊界論的代表者，1969年，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ck Barth）主編出版了《族群和邊界》一書。在書中，巴斯把族群互動作為討論的中心。他認為，形成族群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不是語言、文化、血統等。穩定的族群邊界是社會的或者是政治的邊界，而文化邊界則可能變化多端。分類體系對於建構和保持族群邊界至關重要。④在台灣，對兩蔣時期的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來說，兩岸雖然屬於分裂狀態，但同屬一個國家的意識無疑是明確的。然而，李、扁時期，台灣當局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權力，不遺餘力地推行各種“去中國化”政策，從客觀實在的政治建構到主觀的心靈上重新塑造了台灣民眾基於“台灣主體”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從而對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施加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可以說，“台獨”政治精英通過政治和社會建構，有計劃地改變了台灣人民心中的中國形象，透過民主化來帶動本土化，逐步改變“中國”一詞，使之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成為打壓台灣、欺侮台灣，以及落後、僵化、不民主、不進步的“敵人”，從而在島內逐步建立起“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立，將“台灣認同”等同於“國家認同”，將大陸視為“外國”。台灣民眾以此進行社會分類，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與大陸的互動。
在各種政治社會化途徑的薰陶下，絕大多數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們上一代有了明顯的代溝，他們普遍認為台灣不屬於中國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也較少對兩岸最終走向統一持肯定立場。許多台灣青年對台灣發展成就存在強烈的自豪感，它既來自台灣“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發展水準，也來自台灣的民主體制構建。他們雖然對台灣當前的經濟狀況和民主亂象有所不滿，但在與大陸的對比中仍會油然而生一種優越感，對大陸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軟權力”的不認可，使得他們往往會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產生心理上的抗拒。
相對有形的邊界而言，無形邊界的影響更為深遠，而基於這種社會分類方式而形成的身份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他們難以認同“中國”的心理邊界。對部分台灣青年來說，他們或許不反對與大陸交流來往，但這種交流顯然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交流不能導向“一個中國”、導向統一，“太陽花學運”的發生即是最好的例證。正是這種將兩岸定性為異己關係的“台灣主體性”的高漲，賦予了“太陽花學運”巨大能量，從而使掩蓋在兩岸經濟聯繫緊密、人員往來頻繁、文化交流熱絡等表像下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因此，兩岸間持續擴大的青年交流並沒有扭轉台灣青年對大陸政治疏離的走勢，台灣人認同反而持續上揚，顯示既有兩岸交流短時期內對台灣青年認同影響有限。耿曙等通過深度訪談並搭配以問卷分析，對參與兩岸交流的台灣青年群體的認同轉變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後指出：兩岸青年交流規模日益擴大，對參與其中的台灣青年而言，參加大陸組織的交流參訪活動後，雖然台灣青年對大陸既有的刻板印象會產生相當顯著的變化，但若觸及深層的身份認同及統獨立場時，交流互動並無法發揮撼動的力量。⑤相關民調資料也佐證了這一論點。2016年3月《聯合報》調查顯示，有七成三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其中20歲到29歲年輕族群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最高，達八成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