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兩岸融合發展
由上分析可知，兩岸青年交流在改善台灣青年對大陸的認知和瞭解方面的作用是顯著的，與此同時，其限度也日益凸顯。應該說，台灣青年對兩岸深化交流既感到迫切，又有著疑惑，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從根本上還是需要青年人的加入。未來如果兩岸政治上要進入到比較和平的交往的話，除了需要足夠的經貿文化的鋪墊，更需要兩岸民間充分的互相接納。在目前兩岸僵局下，要用新的理念指引、拓展新的渠道和途徑使台灣青年真正感受到“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理念和情感的培養和澆築則需要台灣青年心理邊界的消融和身份認同的轉化。當前台灣青年心理邊界的固化和身份認同的複雜狀態，是兩岸客觀的歷史現實以及島內政治勢力主觀建構綜合作用下的結果。鑒於諸多台灣青年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認同、西方國家集團在國際體系中的強勢地位以及台灣相對較高的生活水準等現實，大陸方面希望通過短時期的往來互動改變既有的認同顯然是不現實的。而且，在民進黨重新執政的情況下，可以想見，民進黨當局一定會通過各種可能的政治社會化途徑，在島內進一步推行“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台灣青年認同的異化現象不僅會持續，而且會進一步惡化。
面對這種局面，大陸方面要充分認識到，身份認同的建構和改變非單一途徑能夠實現，它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耐心，但這並不意味著消極等待。正是意識到交流對於促進兩岸走向和平統一功效的有限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論述。他指出，“我們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在這一論述中，他將“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作為增進兩岸民眾情感與福祉的路徑，通過這個路徑，形成共同利益連結，拉近心靈距離，達成增強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兩岸融合對台灣青年的意義尤其重大。正如艾伯納.科恩（Abner Cohen）所言，族群是政治經濟的利益集團，家族、宗教、儀式等等文化要素不過是用來維持該集團邊界的符號工具，這意味著，從族群的組織原則出發，利益重於血緣，血緣為利益服務。⑥美國大衛森學院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研究指出，台灣青年一方面台灣認同強烈，另一方面卻缺乏對“台灣國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的執著。換言之，台灣青年雖已免於“大中國主義”的薰陶，逐漸萌生有別於“對岸中國”的台灣認同，但對“對岸中國”持比較中性的態度，對於兩岸未來也持比較開放的立場。⑦因此，台灣青年的政治立場，有相當程度的可塑性。如果我們願意積極投入，在創造雙方接觸互動機會的基礎上，將更多的台灣青年“請進來”，讓他們到大陸來就業、參與大陸的經濟社會建設，逐步消融台灣青年的心理邊界、爭取其認同轉化是有可能的。
事實上，台灣青年儘管主觀的台灣認同感強烈，但在實際生活中，一方面是因為台灣進入低薪的就業環境，另一方面因為目前大陸已經有能力來創造更好的機會對台灣同胞施行各種優惠政策以及兩岸同文同種的便利條件，大陸成為他們謀求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選擇對象，台灣青年人不斷進入大陸就學就業創業。“遠見研究調查”2016年9月民調顯示，29歲以下年輕人59.2%願意赴大陸發展，高於不願意的38.6%。《聯合報》同一時間民調顯示，35%-38%的30-49歲民眾有赴大陸工作的意願，願到大陸創業的比率維持在21%左右，在校學生有37%不排斥到大陸就業。很多台灣青年通過在大陸就業、創業，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一些人在大陸掙到了“第一桶金”，也有很多青年把在大陸創業、就業的經驗作為今後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未來還會出現台灣青年“用腳投票”的現象，會有更多台灣青年願意到大陸來生活和工作，逐漸融入大陸。
我們相信，未來隨著大陸各領域的逐步發展以及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不斷推進，兩岸青年的參與度和獲益面不斷擴大，兩岸青年同呼吸共命運，心靈契合度不斷提升，就有可能逐漸消融已有的“台灣VS中國”這種心理上的界限，從“自我”與“他者”的身份區隔轉向“咱們”、“我們”的身份融合，形成彼此認可的集體利益和身份認同，真正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