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羅振玉依沈曾植囑，先寄幾頁《流沙墜簡》書的樣張寄上海沈曾植時，沈如獲至寶。又覆信述如下：
“今日得正月廿七日書並《流沙墜簡》樣張，展示煥然，乃與平生據石刻金文懸擬夢想，儀型不異，《墜簡》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隸否？續有印出，仍望示數紙。餘年無幾，先睹之願又非尋常比也”。
不過十余天之際，羅振玉因《流沙墜簡》出版寄贈沈，又馳書沈曾植：
“乙庵先生大鑒，《流沙墜簡考釋》已印成，茲將後半寄奉。此書恐無讀之終卷者。幸長者匡其不逮，至懇至懇”。
如果說，羅振玉王國維的簡牘研究更多的是著重於文史的話，那麼沈曾植屢托求得《流沙墜簡》卻是“為書法計”。更因感嘆自已年邁，“歲末齒痛，百懷無俚”，“餘年無幾，先睹之願又非尋常比也”的自述，反映出他欲窺全豹的急迫心情。而對簡牘有如此敏感又如此急切、必欲先睹為快的做派，又反映出沈氏非常年輕的精神狀態；善於接受新事物，沒有排斥心態。
如果說《流沙墜簡》是第一次向社會公開沙畹著作收錄的斯坦因所得漢簡並開始啟動簡牘文化研究、以羅振玉王國維為領軍的話；那麼沈曾植的意義，是在於他是最早關注簡牘的書法價值，並成為“簡牘書法史”倡導者又將之引入創作實踐的第一人。他的“此為書法計，但得其大小肥瘦楷早數種足矣！”；“乃與平生據石刻金文懸擬夢想，儀型不異”；“《墜簡》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隸否？”；“餘年無幾，先睹之願又非尋常比也”；等等發問，都是針對簡牘的“書法”問題而去的。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最早對簡牘書法進行關注並身體力行地學習簡牘書法的，沈曾植可謂是第一人。《流沙墜簡》是第一部漢簡著作，在還未成書之前，羅振王已將印刷樣張寄送到上海沈氏府邸；其後一出版馬上寄奉沈曾植，傳世沈寐叟書法作品中，多見簡牘筆法，證明他馬上就吸收運用了。這樣的超級記錄，並世不作二人想。
只可惜，先知先覺的沈寐叟以後，簡牘書法研究又沉寂了上百年。呼應者尠，成功者稀，可嘆！
（來源：美術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