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戰略支撐和重要平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直接最現實的重要載體。習總書記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這次政府工作報告宣布將“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李克強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還講到，現在大灣區的規劃綱要正在制定過程當中，很快會出台實施，港澳居民到內地特別是到廣東工作、生活，在住房、教育、交通等諸多方面將逐步享受同等的待遇，這些都預示著今年將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開局之年。有香港媒體朋友從2017年和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發現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表述有所不同。其中一個明顯的變化在於，2017年的提法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今年已變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這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在規劃的範圍和高度上已經出現了重要變化。另一個變化更為重要，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安排在區域戰略部分進行表述，媒體由此理解為“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區域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一樣，上升到了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高度。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我在人民大會堂聽到將要出台大灣區發展規劃時都感到很振奮。就在上周，林鄭月娥行政長官還利用複活節假期走訪了大灣區3個城市，這種為香港打拼的精神和勤勉敬業、務實高效的工作態度令人敬佩。
雖然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不同法域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特殊條件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可能會面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但我們常講“辦法總比困難多”，“眾人拾柴火焰高”。這次全國兩會上，粵港澳三地的代表委員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比如，全國政協常委傅育寧對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建設、醫療醫藥及康養產業發展、生態保育措施等提出多項建議。又比如，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李建紅建議參照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投資基金模式，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引導基金”，以有效增加資本供給，促進社會資本投向創新創業企業。再比如，全國政協委員高迎欣為香港居民在大灣區金融便利化提出了解決的方案和措施。還有，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建議特區政府抓緊研究“一程多站”旅遊發展部署，增加資源投入，推動中央簡化海外遊客簽證手續，領跑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旅遊服務業。而且隨著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這三條聯繫香港與內地的大動脈在今年陸續落成，大灣區一小時優質生活圈已是指日可待。我們完全相信，有習總書記親自戰略謀劃，有中央強有力的統籌領導，有粵港澳三地政府包括民眾的積極努力，我們一定能在“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中，有效化解障礙，實現資源共享、錯位發展和特色優勢有機結合，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三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創建“新優勢、新中心”提供了不竭動力。習總書記指出，“創新是第一動力”，“創新是從根本上打開增長之鎖的鑰匙”。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必然要求和戰略舉措。這裡我想著重談談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科技創新中心的機遇所在。創新最重要的是靠人才，人才是第一資源，這恰恰正是香港最大的優勢所在。香港一座城市有五所大學躋身世界100強，放眼全球，這都是位居前茅的，而且香港還有43位中國兩院院士，在整個華南地區也處於領先地位。因為有良好的科研環境和平台以及匯聚了諸多領域的國際頂尖人才，香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不少領域都站到了世界前列。加之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對創科發展予以前所未有的支持，給香港的創科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香港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宏大願景已是曙光初現。林鄭月娥行政長官領導的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在上周召開的首次會議上，就明確提出要以創新和科技推動新經濟發展，更積極投資未來。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並預期，香港的創科發展基礎雄厚，潛力巨大，完全可以跑出自己的創科“加速度”、實現“彎道超車”、後發先至。特別是毗鄰香港的廣東具有全球最強大的供應鏈體系，有學者講創業者從創意產生到產品推出的速度比矽穀要快五到十倍，而成本不到其1／5。粵港深度合作，將可通過“產業鏈─資金鏈─創新鏈”的跨境協調整合，打造“香港─深圳─東莞─廣州”創新走廊，使香港世界一流的科技研發成果迅速轉化成產品、推向市場，孵化出一大批高成長性的創科企業，並在大灣區創科產業價值鏈中占據上游，成為大灣區乃至亞洲和全球的一個重要創新中心。
四、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深刻闡釋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文化基因，為新時代再創香港發展新輝煌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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