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瓊的印象中，高三教室里複習資料堆成山的場景，二十多年沒有變。
剝洋葱：片子中有兩個鏡頭有很大反差，徐佳快大學畢業時到處找工作，在武漢街頭的人海里徘徊，下一個鏡頭是，袁晗寒正在德國街頭和朋友參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
鄭瓊：片中講過袁晗寒丟了一個錢包，裡面有好幾張銀行卡，她跟媽媽視頻說錢包找不到了，她媽媽開玩笑說“那太好了”，要是換成徐佳，他媽媽肯定瘋掉了。我們都習以為常的東西，放在一個拼盤里，就會產生荒誕的效果。
剝洋葱：拍攝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麼？
鄭瓊：我和徐佳聊到過他的夢想是什麼。他所有的回答都是“我們”。他高考是為了完成去世父親的遺願，畢業後找工作是為了把媽媽接到武漢來生活，結婚是為了給校園戀愛的女友一個交代。德國觀眾看完說，在你們中國，結婚難道不是因為愛情嗎？我有點心痛，其實徐佳活得很辛苦，他的自我被他背負的各種家庭角色給壓制了。
剝洋葱：馬百娟輟學後，她父親說，女娃娃找個對象，靠女婿，就是這麼個出路。作為女性，你聽到這句話是什麼心情？
鄭瓊：我不認同，但我很理解他的想法從哪裡來，他的生活經驗和經歷把他帶到了那個地方。我對他沒有道德上的評判，他有權利保持和表達他的這個想法，我也沒想過要去改變他。我只是一個紀錄片導演，我用鏡頭呈現了，觀眾自己會評價。
剝洋葱：距離你拍攝結束已經三年了，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鄭瓊：袁晗寒在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讀書，快畢業了。徐佳第三次高考上了湖北工業大學，畢業後在武漢找了工作，現在已經結婚了，愛人也在武漢工作，小兩口買了車。馬百娟輟學後不久嫁給了表哥，就住在當年她上的小學附近，現在在她哥哥當年工作的陶瓷廠上班。
剝洋葱：這六年，他們三個中，變化最大的是誰？
鄭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變化吧，都是按照他們的生活邏輯在做改變，他們都有自己的命運和走向，我尊重它。
剝洋葱：你還會繼續跟拍他們嗎？
鄭瓊：那是大家良好的願望。對我來說，這部片子已經結束了。我要做新的片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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