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時間差”，錯峰辦席。有的黨員幹部為了降低“風險”，專門避開重要節點或者辦席高峰期操辦酒席。如2017年8月2日，黑龍江省大慶市大同區安全生產監察大隊大隊長王倩在女兒尚未被大學錄取情況下，即在某飯店舉辦學子宴，共擺設酒席6桌，宴請同事及管理服務對象等41人，並收受禮金12800元，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微信邀請，變相收禮。借助網絡通訊的便捷，有的黨員幹部把辦宴邀請和收受禮金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使之更加隱蔽。如江西省鄱陽縣饒豐鎮花園中學校長王某在學校微信工作群發布信息，邀請在校老師到家中為其岳父母賀壽，收受禮金和微信紅包4.43萬元。
擋不住“紅包”的誘惑
禁令之下，一些黨員幹部仍然想方設法頂風違規辦宴，客觀上可能受到不良社會風氣的裹挾，主觀上還是因為心存僥幸：
有的把辦宴看成“零存整取”——“一些黨員幹部家裡十多年沒有辦過宴，但每年送出去七八千元，感覺很吃虧，總得想個辦法補回來。”中央黨校黨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強舸認為，中央八項規定出台，使得一些黨員幹部沒機會收回之前送出去的禮錢，心理上有落差，希望借辦宴之機“挽回損失”。
有的趁機搞“權力兌現”——“在工作崗位上認識的大小老板不在少數，再過幾年就退休了，何不借喬遷之喜撈一筆？”浙江省雲和縣國稅局幹部葉楊青相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希望借辦宴之機，讓管理服務對象“意思意思”。
有的妄圖“鑽監督的空子”——“挨著規定打‘擦邊球’，萬一查出來了也就受個警告處分，感覺關係不大。”重慶市南川區峰岩鄉某村委會主任白某低估了越往後執紀越嚴的形勢，揣著明白裝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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