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升表示，在過去後金融危機時代，“一帶一路”沿線許多發展中國家捲入到戰亂衝突中，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衝突系統性的政治風險背後隱藏著“三高”。第一，年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高峰；第二，高失業率；第三，高通脹率。究其原因就在於資源詛咒，也在於未能在工業化浪潮中獲得優勢地位。所以，40多億人的巨大的發展中世界缺乏的不僅僅是資本，而是說踏上新型全球化的這樣一個通道。
如果中國追逐的是年輕的生命，是為了把他們納入到新的全球化體系中來，那麼中國能向他們、向沿線國家能提供什麼？翟東升認為，表面上看中國正在提供信貸，提供資本，提供信用，提供產能。但這些都是表面現象。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本身不缺資本，但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全跑掉了。“我在歐洲工作的時候，我的鄰居是來自於非洲國家的一些家庭，他們住的是歐洲最豪華的住宅，一問之下發現他們全部都是一些非洲國家的前政要，甚至現政要，他們用從非洲那些窮國卷來的錢讓家人生活在布魯塞爾最昂貴的社區裡。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常態，”翟東升說，所以，中國向發展中世界提供的本質上不是資本，而是治理的經驗。當然，中國有個原則是“不干預內政”。中國未來要探索的就是如何在不干預內政的前提下、在尊重沿線國家主權和獨立的前提下、在尊重他們自身制度的前提下，幫助其中一部分國家改善他們內在的治理體系，找到一條適合各個國家自身發展特征、自身歷史背景的獨特道路。
翟東升認為，中國也曾走過了這樣一條道路。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走了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一方面中國有強大的政府，另外一方面中國有繁榮的市場。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它的邊界究竟在哪裡，兩者如何成為一個共生關係，而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矛盾體。這樣一些治理的理念問題，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還是今天的中國，都經歷過各種不同的探索。今天中國的成功道路歸根結底是因為在這條道路、模式、理念、政治經濟哲學上，中國有了新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