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缺乏戰略互信的情況下，當中國2011年海軍先行動作，2017年提出這個國家建設的夢想，把這兩個議題鏈接思考，得出來的推論便是：一旦中國具有充足的國力去實行它的戰略意圖，其他國家想要阻止就來不及了。各國的不安全感來自於此，造成中美貿易戰的緣由及相關國家所採取的態度，我認為也來自於此。
雖然整個戰略意圖大致如此，但是處理作為一開始就把中美貿易戰定位為全面對抗，是不是有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現在答案很明顯，不容易。如果把中美當作貿易問題，在貿易單位或商務部門以技術問題來解決，而不是直接表示將之上升到國家安全問題的高度，或許能夠獲得緩衝。但大陸當局一開始就定位為國家安全問題，使用的方法、推出的陣仗就不再是技術問題，無法模糊處理，因為這是屬於國家命運歸屬的問題。我覺得太早把這個問題定位為敵我鬥爭，去全面對抗，有些過激。
以前的鬥爭是既聯合、又鬥爭，這是對的，但現在的中美貿易戰中不容易看到聯合，而主要講的是鬥爭。也如在兩岸關係里，也是鬥爭多過聯合，這就升高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如果是在周恩來時代，聯合遠遠多過鬥爭，這才是“鬥而不破”的原因。中美關係也應該適用於這樣一個規律，當周邊的國家看到衹有鬥爭沒有聯合的時候，會如何抉擇，選擇一個不確定的大國還是一個獲得既有霸權的大國，這是兩難，選哪一個都不適合。
對台灣最佳的策略，是在安全上得到美國的支持，在經濟的發展上，我們又非常需要中國大陸市場的紅利，清楚的選邊站不是最佳選擇。但現在我們的選擇方式不是最佳方式，而是次佳方式，但目前因為大陸對台灣一連串的作為，使得台灣當局基於內政和外交的思考，不得不作出次佳選擇。這是很遺憾的，是本來不應該作出的判斷。我希望這不是固定的路線，而是一個可以動態調整的結果，也就是當前兩岸關係若再多幾個“髮夾彎”我覺得對兩岸關係來說，這都不是一件壞事，讓我們可以從次佳選擇中跳出來，在兩個大國之間增加我們的靈活和彈性。
現在這種缺乏彈性的環境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我們在1970年代成長，當時是冷戰的後期。我們在反共抗俄的教育下長大，經歷過兩岸關係中負面的環境，不希望這個情況再次上演。同時，我也覺得要重現那個情境很難，而且向1970年靠近也是悲劇。如何維持我們的彈性？台灣需要在美中之間維持我們的戰略空間和戰略選擇，我們更期望大陸方面能夠理解台灣，能夠創造出更多的戰略機遇。台灣一旦被迫做出選擇，將是一個產生長期效應的選擇，比如說台灣選擇一邊倒向美國，即便特朗普敗選，新的美國總統上任，北京方面也不容易忘記這筆帳。大陸現在的政治結構和民族主義的氣氛，更讓它不會站在超脫民族問題、關懷人類階級問題的立場上思考，如此一來，兩岸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將越來越難獲得好的結果。
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
許信良：謝謝張弘遠教授，接下來請百達發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