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得意地向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說:“查文清先生編了一部‘海寧查氏詩鈔’,有數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後來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
現代人看到金庸小時候拿家裡的雕版當玩具,只是在感慨查家的文化底蘊,卻不知道支撐這文化底蘊的是怎樣的經濟實力。在宣統初年,湖南的刻字工每刻100字要領取130文報酬,線裝書一卷沒多少頁,但刻字工一卷書刻下來掙好幾兩銀子是毫無問題的。若以米價折算,這些刻字工的千字報酬甚至不比當今簽約作家的稿費低多少。刻字工都這麼貴,所以查家自己刻書,那是家產極為豐厚的象徵,更何況是幾百卷的雕版,堆了整整兩間大屋。就這些金庸小時候拿來當玩具的雕版,至少要花上千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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