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雙邊經貿關係將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基於特朗普政府“經貿優先”的政策需要，與台灣達成類似雙邊“自貿協定”的安排不是完全不可能，儘管難度很大。四是美方繼續
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在蔡英文當局的要求與美國國會“親台”與“友台”議員推動下，美國行政部門將繼續聲援與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也包括參與多邊經濟合作機制。
三大因素促進未來美台關係升溫
嚴安林認為，美台關係升溫及未來將有所進展有其深層的背景與原因：
——其一，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崛起改變了中美關係基本態勢與格局的背景下，美國戰略界與政策界“疑華”、“遏華”勢力的上升與政策抬頭。正如傅高義所指出：“現在美國還沒有習慣另外一個國家勢力這麼大”。在美國政策界主流看來，近來形勢的發展，不僅中美關係中既有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解決，而且又產生新的“對抗性”矛盾。由此“台灣牌”的作用上升與“美國虧欠台灣論”應運而生。特朗普曾經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 Steve Bannon）就認為美國及西方精英階層過去幾十年所犯的一個“最根本的錯誤”就是“以為隨著中國越來越繁榮它會變得更為開放和民主”。甚至有評論指出：美國國內有關對待中國的共識已由“鼓勵與中國進行接觸”轉向“對中國進行報復與抵制。”
——其二，特朗普個人因素。兼具“政治素人”與“商人思維”及“特立獨行性格”的總統，特朗普因素在美對華政策中發揮了比較大影響。首先是特朗普對於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敏感性認識不足。其次是商人重利輕義交易性格，給了台灣當局容易推動並達成交易空間。特朗普“抓大放小”的領導風格，抓其關心事項，不關心其無意關心的事項，結果容易產生對相關重要政策忽視甚至漠視，從而讓行政部門或傳統對台友好力量或有一定權力的“有心人士”，擁有發揮個人影響力空間，在處理台海政策尤其是對台事務時“自由裁量權”增大，進而出台各種“友台”、“利台”政策動作來鼓勵與支持“台獨”。
——其三是美國既有傳統上支持台灣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美國會因素在美對華政策中影響力不小。其次是美國利益集團特別是“軍工複合體”在其中發揮一定作用。再次是美國智庫與戰略界主流比較“親台”。正如台灣有學者所承認：1979年以來，“台灣與美國維持了一個除了正式外交關係之外，在幾乎所有其他領域關係緊密的‘准盟邦’關係”。四是蔡英文當局加大力度迎合特朗普個人及其政府政策偏好與對美游說工作和金錢攻勢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蔡英文當局內外戰略是“親美遠陸”、“聯美抗中”，對美工作一直是台灣當局對外政策“重中之重”是第一位工作，花錢游說力度相當大。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美台商會等在華盛頓特別是在美國國會有較大影響力。隨著特朗普上台，蔡英文當局將推動“美國確認和強化‘六項保證’”列為對美工作重點與抓手；突出強調台美“共同利益”，表示台灣“有意願和有能力”搞好台美關係，向美方傳達“台灣絕非搭便車者”的訊息與美方建立多重管道聯繫，重點是向特朗普政府展現“台灣的戰略價值”，並提出“合作方案”。2016年9月成立全球台灣研究所（ 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是目前蔡英文當局在華盛頓最為活躍的新一代對美游說機構。對於特朗普的訪華，美國眾議院4位“台灣連線”共同主席與36位參議員就聯名要求特朗普像“歷任美國總統一樣，公開重申台灣關係法”。而這個做法本身就是蔡英文當局“策動游說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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