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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五條”看大陸實力統一模式的浮現
http://www.CRNTT.com   2019-05-02 00:10:47


中國大陸國力發展順遂,“實力統一”的第三條路線已經浮現。
  中評社╱題:從“習五條”看大陸實力統一模式的浮現 作者:張明睿(台灣),中華鄭和學會秘書長、博士

  “習五條”的主旨,乃是架構出和平統一行動的框架,強調和平統一作為目標,“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成為新的實踐起點,一個中國原則和反台獨作為和平統一的前景(提),以及兩岸融合發展與心靈契合工程深化,作為人民接觸與接受的途徑。簡單的說,便是以兩岸和平方式作為行動的焦點,透過政治進程的實踐,防範台獨的出現,並在兩岸社經交流融合的基礎上,塑造兩岸人民的認同,以有效推進“統一”的到來。目前,中國大陸國力發展順遂,“實力統一”的第三條路線已經浮現。“和平統一”是一種透過“吸引力”的方式進行,武力統一是透過“強制力”的方式求取,實力統一則是透過一種“威望力”的方式服膺。所謂“實力統一”,乃是基於“綜合國力”的展現下實現統一。

  1979年中國大陸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並停止對“金馬實施砲擊”,並以“和平統一”政策作為對台工作的優先取向,同年1月28日鄧小平訪美,強調對台的工作態度將“力求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國統一”,至於選擇不承諾放棄“武力統一”,乃是確保實現“和平統一”與避免“武力統一”而來。

  2005年大陸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將“國家統一”行動,以立法的形式做出了規範,反分裂法條文,明確規範出“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邊界釐清與辯證關係,也就是“台獨分裂的事實與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喪失”,作為武力統一的觸發底線。

  事實上,自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至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的確立,期間尚有以大陸領導人身份提出對台的政策綱領,包括了1981年的“葉九條”、1983年“鄧六條”、1995年“江八點”、2008年“胡六條”等,相當明確的訊息乃是由“和平統一作為前導,武力統一為後盾”的原則開展對台工作。

  一、習近平在紀念大會講話的焦點

  2019年是《告台灣同胞書》發佈40周年,中國大陸舉辦了紀念會,習近平在紀念會上發表了講話,並提出了五項要點:“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這個“習五條”作為對台工作新的指導綱要。

  “習五條”的主旨,乃是架構出和平統一行動的框架,強調和平統一作為目標,“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成為新的實踐起點,一個中國原則和反台獨作為和平統一的前景(提),以及兩岸融合發展與心靈契合工程深化,作為人民接觸與接受的途徑。

  簡單的說,便是以兩岸和平方式作為行動的焦點,透過政治進程的實踐,防範台獨的出現,並在兩岸社經交流融合的基礎上,塑造兩岸人民的認同,以有效推進“統一”的到來。

  習近平的講話,應是針對40年來對台工作與政策的總覽,既有繼承前人政策,同時,也針對近兩年來對台工作成果的延續,具體的做出兩岸統一新行動開啟的宣示。

  “習五條”內容中,繼承的部分包括了:“和平統一的主體、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九二共識、平等協商、兩岸合作交流、不放棄武力統一承諾、反對台獨”的用語,是被繼承的詞彙,也是40年來大陸領導人對台政治表達中不斷反覆出現,或者是針對兩岸新的衝突情勢背景下被凸顯出來,例如反分裂國家法條文中的“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通過台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非和平方式及其它方式的時機”等等,基本上“習五條”並沒有超越歷史政策的論述。 

  但是“習五條”內容中,卻也有不同於歷史政策的陳述,包括明確指出“要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推進政治談判;民主協商制度性安排”這三個要點。

  如果僅從文字上來比較,2005年反分裂法中,第七條所說的“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發展兩岸關係的規劃;和平統一的步驟和安排;……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他任何問題”,便已經觸及到這些議題。

  14年過去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單方面的文本語意。習近平指出,兩岸政治分歧的問題,不能一代傳一代,政治對立的問題必須要得到解決。顯然習近平講話,對於兩岸“政治分歧”現象必須推入實質解決的程序之中,而兩制台灣方案、民主協商、制度性安排、推進政治談判,以此作為兩岸發展新的重心。

  二、突破兩岸交流政治議題的缺口

  自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宣示之後,歷經40年的發展,兩岸雖然在經濟、文化、體育、宗教、社會交流活動方面保持著暢旺,但是在“政治與軍事”領域上卻難有進展。

  2015年新加坡的馬習會,衹不過是對兩岸和平發展進行意見交換,既無協議,亦無共同聲明。在台灣內部發生了反服貿與貨貿的“太陽花政治活動”,阻礙了兩岸的政治進程,如今,民進黨執政更難有政治談判場景的出現。兩岸關係陷入了“進進退退的陷阱模式”。

  “習五條”出現之後,蔡英文在5個小時之後回應說,中國大陸的“九二共識定義便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她不承認有九二共識,也不接受一國兩制,並重提了“四個必須,三個防護網”,兩岸的政治分歧並未得到改善,兩岸的政治關係仍然是凍結在歷史的進程之中。

  面對蔡英文的冷回應,相信應在大陸的預期之中,才會在講話之後,大陸不但發表了歷年對台政策的精要,同時也宣示對台政治議程啟動的元年。習近平曾在對台工作會議上表述,對台工作中國大陸必須掌握“主動”權力。

  台灣已故的戰略學家鈕先鍾曾對戰略研究提出4個重要取向:“總體、主動、現實、未來”,主動便是其中的要素。對於習近平的講話,可以視為對台新的行動戰略,未來推展政治性議題,將成為政策執行的重心。

  1988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兩岸隨即進入交流的歷史進程,此後秉持著“先易後難、存異求同”的原則進行政治接觸,1992年“辜汪會談”達到一個高潮,後經蘇起的總結,賦予“九二共識”的概念,在台方面理解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此後,兩岸關係卻在“起伏”中度過。

  1995年李登輝重返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引發了台海的“飛彈危機”,這個事件讓解放軍理解自身在“電磁作戰”、“海權制海”能力的差距。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的產生,也是在陳水扁的“烽火外交”、“決戰境外”的背景上,畫下了武裝統一的紅線。

  然而,實際制約陳水扁的政治行為,還是由美國所操作,這也是小布希稱台灣是麻煩製造者的原因。但美國行動的初衷,主要是不願傷及“全球反恐戰略”的需求而來,並非中國大陸實力的自身展現,外部干預仍是現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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