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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台灣高中的國文教育與身分認同
http://www.CRNTT.com   2019-09-22 00:14:28


 
  肆、結語

  由上世紀中葉至今的高中國文教育看來,台灣學生的身分認同深受政局的影響。1990年代以前的國文教育是真空的、斷代的中國認同教育,其後則傾向兩岸分斷式的台灣化教育。兩岸教育界有人推動合編中文教本,客觀上或能起到恢復台灣師生中國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效果,但這在島內已成為“禁忌”。同時,合編本在大陸地區的施行也不夠普及,主要是集中在福建等地。

  雖然台灣中小學的國語文課綱走向“去文言化”、“去脈絡化”與“台灣化”,但仍然使用的是中文。且“台灣化”的中文材料當中,往往反映台灣地區歷史、社會、人情和風俗的特殊性,這對於兩岸間的相互認識和溝通來說,仍有可取之處。況且,自明鄭、清代、日據、以至光復以來,還有無數思鄉愛國的台灣篇章被湮沒或忽視,值得翻找出來供兩岸師生共同學習。而通過學習那些被“斷代”與“真空”的中文篇章,又能恢復台灣師生對中國地理、人文和歷史的記憶,理解大陸同胞的感受與思維方式,有助於消弭誤解。

  然而這種前景,則繫於更進步的政治局面。

  註釋:

  〔1〕參見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台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1頁。

  〔2〕見http://ch.ntn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4

  〔3〕見附錄(一):《國文教育與身分認同問卷》。實施該卷問答時間為2016年5月18、19兩日,計有4項基本認知和13項應用認知的問題,採不記名勾選式作答。

  〔4〕問卷和統計表列中的“本國”,是台灣現行的課綱用語。而依據前述台灣2015年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的“實施要點”,有關“教材編選”的範圍所示,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關於師範生與進修生的“核心能力指標”所示,“本國”應指華夏文明區的中國。

  〔5〕見附錄(一):《台灣國文教育與高中生身分認同問卷》,“應用認知”部分第9題。

  〔6〕見附錄(一):《台灣國文教育與高中生身分認同問卷》,“應用認知”部分第11題。

  〔7〕李建興《台灣語文教育現況與趨勢》,《台灣教育》雙月刊第692期,2015年4月,第29頁。

  〔8〕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45頁。

  〔9〕劉源俊《從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的訂定說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第707期,台北:中國語文,2016年5月,第9頁。

  〔10〕李筱峰《請問王曉波》,原載《蘋果日報》,2015年8月4日,轉引自王曉波《選舉皇帝大,饒了孩子罷》,《海峽評論》第297期,2015年9月號,第60頁。

  〔11〕王曉波《選舉皇帝大,饒了孩子罷》,《海峽評論》第297期,2015年9月號,第59頁。

  〔12〕《扁政府95課綱 去中國化大推手》,《旺報》,2016年7月8日,A4版。

  〔13〕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鄭海麟對於香港年輕世代的認同問題,也有類似的觀察,見鄭海麟《從“主權”國際法看香港的“一國兩制”》,台北《海峽評論》第318期,2017年6月,第62頁。

  〔14〕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草案)》,第8頁。

  〔15〕《社會新課綱 中國史放東亞脈絡討論》,《自由時報》,2017年6月19日,A1版。

  〔16〕這種分期方式參見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18-35頁。

  〔17〕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44-53頁。

  〔18〕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18-19頁。

  〔19〕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51頁。

  〔20〕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50頁。

  〔21〕例如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林玉體教授的看法,他認為國立編譯館編寫的教科書中,中國文化被宣揚為博大精深,台灣文化所佔比例則“百不得其一”。──見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76頁,(註86)。

  〔22〕《文化基本教材》原自1957年至1971年為審定本,1972年至1998年改為統編本,1999年以後又開放為民間審定本。──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4頁及(註8)。

  〔23〕在當今台灣的政治光譜上,這類文化與政治“兩國論”者,被稱為“華獨”或“獨台”。他們或許不贊成“台灣民族”的說法,不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不敵視“中國文化”,但也難以說出自己是“中國人”。

  〔24〕例如“文言/白話比例之爭”,既有表面的語文教育議題,也有深層的地緣政治含意,其爭議延續至當今。

  〔25〕例如1974年1月30日起,《聯合報》連續三天刊載某資深教師的文章,其中提到課本選文的原則:“筆者以為選材原則中思想純正、內容切時兩項尤為重要,思想必須是三民主義的思想,內容更需切合當今反共抗俄的大時代,所以一切異端、邪說及舶來品均應屏棄,而易之以正統、王道、三民主義的思想、道德,莊敬自強,團結奮鬥的時代精神。”又如《聯合報》1974年11月17日刊登某民意代表質詢該版本國文第六冊刪去《禮運·大同》,加進《韓非子·定法》,是批孔揚秦,“與共匪隔海呼應”。──見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59頁。

  〔26〕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0頁。

  〔27〕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2頁。

  〔28〕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4頁。

  〔29〕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32頁。

  〔30〕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譯者:雷慧英,吳偉健,耿景華,台北:人間,2005年,第43頁。

  〔31〕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譯者:雷慧英,吳偉健,耿景華,台北:人間,2005年,第155-157頁。

  〔32〕這些批評是1988年台灣某中學老師發文指陳國文課本的缺失,引自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6-67頁。

  〔33〕台灣工業成長所需的勞動力主要來自農村,而不是製造業工人的自然增加。這些農村勞動力的教育程度高,卻能以低工資支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的發展,見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頁169-171。這除了戒嚴體制的法令管制之外,顯然還有一套相應的倫理觀念作為社會集體的精神支配。根據劉進慶等人對上世紀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指出,台灣的勞動市場是帶有封建性的商品交易的特點,“私人關係”在勞工就職時扮演一定角色。從勞資關係方面來看,父家長制權威統治的影響,甚至沒有因為戒嚴令的解除而動搖,見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頁193-195。關於台灣的初中升學率,由1952年的34%,逐年升至1986年的97%;升大學則從1970年的20%,提高為1986年的58%──谷浦孝雄編著《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譯者:雷慧英,台北:人間,2003年,頁12。

  〔34〕台灣高中國文的文言/白話比例爭議,其實與中國身分認同程度的高低無涉,類如“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文言文派”,長期未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身分。另一方面,以21世紀初出版的台灣龍騰版與大陸人教版語文課本來看,大陸文言/白話的選文比是51%:49%,台灣文言/白話的選文比是67%:33%,但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身分認同還遠低於大陸民眾。──兩岸課本文言/白話的選文比見謝筱蕙《兩岸高中國語文教科書編制與政治意識形態選課研究──以龍騰版與人教版為例》,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第163頁。

  〔35〕見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附錄”第71-73頁。

  〔36〕王明珂依據研究結果寫成《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發表於1997年6月的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第383-384頁。

  〔37〕1998年台北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獨立的歷史科被併入社會學習領域而消亡;並且在籠統的社會科裏置入“同心圓史觀”,一消一長中/台歷史的內容。2003年台北公佈《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草案》,其“同心圓理論”將明清史和民國史放在世界史範圍;2004年11月,高中歷史課綱分割台灣史與中國史,將台灣史獨立成第一冊,見李理《“去中國化”的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編纂》,張方遠編《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台北:海峽,2013年,第28-31頁。至於2017年6月曝光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則將中國史放在東亞脈絡,形同刪去中華民族與台灣人的關係,見《歷史課綱去中國 後患無窮》,《中國時報》社論,2017年6月28日,A15版。

  〔38〕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97-98頁。

  〔39〕2015年的這套草案版本還不及實施,就在經過政黨輪替後的2017年9月23日被否決,文言文比率再次被調降,推薦選文篇數由20篇降為15篇。

  〔40〕《1041109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第21頁。

  〔41〕《1041109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第20頁。但是,該課綱草案也指出高中國文每冊應選一課“文化經典”,範圍包括《詩經》、《左傳》、《禮記》、《戰國策》、《史記》、《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楚辭》、《文心雕龍》等。至於文言文課數比例須符合三年平均45%~55%的原則,也就是高中國文課本文/白各半。此外,還提到《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仍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本儒家經典的內容,見頁20~21。另提到該課綱研修委員的學者專家部分有24位,其中中國文學專長者15位,台灣文學專長者7位,性別研究者1位,文化研究者7位,歷史學者1位,教育學者7位,心理學者4位,見《1041109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研修說明》,第2~3頁。

  〔42〕《調降文言文比率 鍾肇政等135位作家連署支持》,《自由電子報》,2017年9月6日,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85789。

  〔43〕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133-134頁。

  〔44〕見龔鵬程《台灣文學在台灣》,台北縣板橋:駱駝,1997年3月,第167-168頁。

  〔45〕有人還主張將“親愛的媽媽,請你毋通煩惱我,原諒我行袂開跤,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歹勢啦,愛人啊,袂當陪你去看電影,原諒我行袂開跤,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編入台灣高中的國文教科書裡,見《台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不是文言文》,《自由時報》,2017年9月11日,D6版。

  〔46〕王睿《台灣需要再恢復國語文運動》,《海峽評論》第322期,2017年10月號,第49-50頁。

  〔47〕《文史科成重災區 教團批衹為去中》,《旺報》,2019年3月21日,A15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9月號,總第2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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