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河內的中國輕軌所遭遇的風波和越南國內近期發生的很多被逐級放大的“大事”一樣，越方本可以在相關部委、各級政府處解決問題、得出結論。但越方基層單位總能因失誤引發外界驚詫，積小事變大事，以致不可收拾，最終由阮春福為首的越南高層來親自定奪。
資料顯示，越南最早是在2017年下半年出現這一趨勢的，當時，越南南部多條以“建設—運營—移交”（即BOT）建設起來的高速公路因收費站過多，引發了大範圍的民怨。在現任交通運輸部部長阮文體未能解決此案，還稱“收費一事是符合《收費法》的行為”後，阮春福不得不親自前往過問此事，最終決定部分路線“暫時停止收費”一到兩個月。此案也成了阮春福成為“救火隊員”的起點。
到2018年6月，伴隨著胡志明市的守添新區在全國騷亂期間發生拆遷風波，在胡志明市市委副書記必成岡被查出貪腐等行為之後，阮春福不得不再次出馬，前往胡志明市安撫15，000戶拆遷人員。通過這一事件，外界不僅看到了阮春福及其身邊一群職業官僚的業務能力，也驚異地發現越南基層官僚的無能。而這種局面更促使阮春福在2019年不得不督辦更多的案件。到2019年6月至8月間，發生在同奈省的“黑幫圍攻員警”事件，知名企業阿三祖（Asazno）公司的“偽造越南製造”案以及發生在河內的“曙光（Rang Dong）工廠”汞廢料污染事件也最終逐級上報到了中央層面，並最終變成阮春福親自督辦的案件。
可以想像，當這種局面已成為越南近兩年來的窘迫的新常態時，即將在2021年迎接“十三大”，開啟“革新開放2.0”時代的越南就開始面臨其治理體系的重大挑戰。
（來源：中時電子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