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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的經濟賬
http://www.CRNTT.com   2020-02-11 09:27:48


  中評社北京2月11日電/目前防疫工作正進入到關鍵階段,這不僅僅是一筆經濟賬,同時也是一筆生命賬,因為這些不利因素的出現,會反過來影響到一個國家的人均壽命。

  我們可以通過對於各國歷史數據的研究,來分析人均壽命和人均GDP的關係。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人均收入越高的國家,其人均壽命就會越長。因為富國更有能力和意願在醫療、基礎設施和環境治理等方面進行投入,從而在降低死亡率的同時來提高人均壽命。根據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一般來說,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倍,在其他條件大致相仿的情況下,人均壽命就會增加1-3年。就好像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隨著中國人均收入的不斷增加,中國的人均壽命也穩步提高。我們可以對這個效果進行量化計算,保守估計,人均GDP降低50%的話,人均壽命會減少一年半,那麼從數學上來講,人均GDP每減少1%,人均壽命就會減少10天左右。

  我們也可以通過經濟學中“生命價值”的理論來驗證這個假設。在經濟學界,“生命價值”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概念,指一個社會願意花多少成本來提升人均壽命。或許有人會對這個概念心存反感,認為沒必要去計算生命的價值,因為生命當然是無價的。從倫理角度來說,上述觀點沒有錯。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論工作生活、企業經營還是社會管理,都必須在減少死亡風險和成本之間追求一種平衡。至於如何找到這個平衡點,就需要看似有些無情但實則科學理性地去計算生命的價值。

  舉個例子,像井下礦工、超高建築施工等崗位,往往意味著相比其它工作高得多的死亡風險。如果純粹從降低死亡風險的角度來說,似乎應當取消這些崗位。但實際上,這樣做非但會增加社會整體的失業率,其實也會影響到相關工作的正常推進,最終可能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發展不足的代價。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更為理性的做法,是政府出台加強相關崗位勞動保護的制度,同時市場上賦予這些崗位以更高的薪資回報,最終通過讓高風險工作獲得收入溢價的方式,來實現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

  企業和政府在提供各種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礎設施時,也需要在風險與成本之間實現平衡。比如說政府在設計一條路時,如果造的車道更多一些,或者設置專門的非機動車道,又或者人行道更寬一些等等,都有可以降低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但是很明顯,並非所有道路都有這樣的設置。這說明設計者罔顧生命安全嗎?並非如此。作為設計者,如果在設計時不顧成本,一條看似絕對安全的道路要花100億來建造的話,很可能這條路根本就造不出來,讓老百姓們無路可走。所以對於此類建設工程來說,政府都是出台了一個必須強制執行的安全標準來確保下限,但上限到底如何,還是交由設計者自己來作出決定。

  那麼,究竟值得花多少代價來減少多少死亡率呢?這裡面,同樣存在隱性的平衡生命價值的計算。其實,經濟學家們早就根據各國數據,從經濟學意義上計算了生命的價值: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生命的價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間。

  假設生命的價值按照30倍的人均GDP來計算,人的一生按照80歲約等於30000天來計算。

  可以發現,這個結果和以上通過比較不同國家人均GDP和人均壽命的推論基本吻合。

  再回到防治傳染病的話題。根據歷年流感的數字,如果不採取大面積的強制隔離,那麼在常規防治措施之下,流感的感染率也不會超過整體人口的10%,一般死亡率在0.2%,那麼整個人群的死亡率是萬分之二。再假設得流感病死的患者的人均壽命是60歲,而整體社會的平均壽命是80歲,那麼每個病死的人就縮短20年的壽命。那麼以萬分之二的死亡率來計算,世界上就是人均減少了20年X 萬分之二也就是,千分之四年,差不多相當於1.5天。所以平均來說,一次大面積的流感,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相當於人均壽命減少1.5天左右。

  有了這個基本判斷,我們再來考慮什麼樣的公共社會政策才是合理的。如果對每一個流感的人也就是10%的人口都隔離14天的話,還必須隔離與其密切接觸的家人(按照20%的人口來計算),那麼由於在此期間他們幾乎不再參與創造財富的工作,僅這些人就會損失30%*14/365=1%的GDP。上文曾提到過,1%的GDP倒退實際上會使整體的社會在醫療、基礎設施和環境治理方面的倒退,人均壽命就會減10天左右,遠遠大於流感造成的損失。所以僅就這個計算而言,依靠完全隔離來治療流感是不合理的,所以沒有一個國家或是社會會採取隔離所有流感的人的措施。

  也許有人覺得以上計算有些危言聳聽,但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計算隔離這麼多人所需要消耗的巨大操作成本,以及為各種限制人口流動所付出的代價。要是用更悲觀的態度來計算的話,那麼GDP的減少可能不是1%而是10%甚至更高,這將導致人均壽命降低100天甚至更多,在生命方面的實際損失甚至可能達到流感本身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

  當然,如果在流感爆發早期,採取隔離措施能夠把流感區域控制很小的範圍,比如1%的人口之內或者僅限於一兩座城市的話,那麼措施可能還是值得的。但一旦過了臨界點,如果已經蔓延到超過10%的人口的地區的話,此時繼續採取隔離患者和親密接觸者的做法的話,反而會付出更大的生命的代價。

  目前所面臨的疫情,並不同於以往的流感,所以各項參數如死亡率、感染率、需要隔離人群的比例等參數都不相同,很多數據還有待觀察。然而,在經濟對人均壽命產生影響的計算邏輯方面還是一樣的。

  面對疫情,目前全社會從上到下都樹立起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打贏這場仗的決心。這樣的決心,無疑是正確且必要的,我們也相信勝利終將屬於整個人類。但通過上述計算,希望全社會都能意識到,在堅持“不惜一切”的理念之下,我們也要爭取將各種“代價”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不是放任其不斷擴張。

  我們需要以科學而理性的態度,來找出控制和消滅疫情的最佳辦法。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疾病,除了新冠肺炎之外,還有癌症、心血管疾病等等,我們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的社會資源和醫療資源,找到一個最有利於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平衡點。至於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同樣是關係到每一條生命的重要基礎,各方應當爭取將為此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來源:和訊網  作者:梁建章(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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