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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偉星 |
胡偉星：兩制台灣方案面向整個台灣社會
大家上午好。“習五點”中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倡議舉行民主協商，意味著這次大陸不以台灣當局為對手，而是面向整個台灣社會，也包括國際社會，具有很深的含義，實際上是開啟了和平統一的新時代。我今天想通過香港回歸的經驗的回顧和比較，談一下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幾點看法：
香港的回歸是通過中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的，但這個談判不光是1984年達成的一個協議，其實在1984年之前甚至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開始了這個進程。北京不光要做英國政府的工作，也要和香港社會打交道，跟香港社會、民眾進行對話，所以這個過程早晚是要啟動的，早晚要做這個工作，這個巨大的工程叫做民心工程。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一些重大外交問題的解決，也都通過了類似的過程。比如說中日建交在1972年實現，但是中日邦交的過程是五十年代就開始的，從廖承志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對日的民間外交，開啟了一個漫長、艱苦的民間外交的過程，最後才達到1972年這個結果。
對於“兩制”台灣方案和“兩制”香港方案的關係，“兩制”台灣方案肯定是借鑒香港經驗，但是細看還是有所區別，香港回歸和台灣的和平統一的過程是不同的。
首先，香港回歸的主要的談判對手是英國政府，以中英聯合聲明為代表解決了香港問題，當時並沒有把港人作為主要談判的對手。當然，英國政府打民意牌，把香港的民眾捲進來，當時北京也有策略地應對了這個問題。但這次“兩制”台灣方案，把台灣當局放到一邊了，開始轉向整個台灣社會、台灣的民眾。
這裡面問題的複雜程度就大不一樣了。台灣從90年代以後開始民主化，通過幾十年選舉，台灣民眾的意識、話語權有了很大變化，島內政治跟當時的香港也完全不一樣，怎麼做台灣民眾的工作，對於這個我們都要有充分的考慮。過去香港回歸後，通過成立一些咨詢委員會把香港各界組織起來，但這種方式用在台灣可能還不夠。
習近平總書記此次講話提到的倡議，都是一些比較原則性的東西，比如民主協商的參與者是誰，如何跟台灣的執政黨對話，如何跟在野黨對話，如何與智庫、民間對話，這些都需要動腦筋。與此同時，協商、對話的對象不僅包括台灣島內，由於台灣問題跟國際環境緊密相連，其實也要包括國際社會，包括做美國的工作。
所以“兩制台灣方案”這句話裡面內容非常豐富，而且過程還是比較長的。但我希望不要再拖幾十年，最好是在“兩個一百年”的中程階段來實現。這次講話中還體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大陸方面的主導權，但在“一國兩制”已經被污名化的背景下，大陸也不能低估其難度。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