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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劇了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 |
中評社╱題：新冠肺炎疫情下國際格局的“變”與“不變” 作者：王棟（北京），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博士、副教授；烏力吉（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
此次疫情並不會直接翻轉當前“一超多強、美強中弱”的實力結構，它既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也不是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疫情的影響主要在於對國家間實力消長的催化作用。
此次疫情大大加劇了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美國政府和國會內部少數極端鷹派和反華派，和部分右翼媒體沆瀣一氣，肆意甩鍋，對中國造謠抹黑，妄加指責中國隱瞞疫情，並將矛頭指向中國政治體制，煽動所謂對中國進行追責和索賠的問題，拼命推動中美兩國全面脫鉤，宣揚、推動新冷戰，進行政治動員、製造社會輿論。雙方民眾之間隨之滋生厭惡情緒，這成為疫情對國際戰略關係領域最為負面的影響。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至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纍計確診病例超280萬，死亡病例逾20萬。面對這次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基於時局變化的深刻認識，在2020年4月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而準確研判疫情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則是我國從容不迫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必要前提。
疫情究竟對國際格局有何影響，取決於我們對國際格局這一概念的界定。國際格局作為中國學界政策界經常使用的概念，內涵較為混雜而寬泛——它既關注大國力量對比（國際結構），也關注權力的分配（國際秩序），還考察中國同世界主要國家、國家集團間的關係（戰略關係）。本文擬從上述三個維度考察疫情背景下國際格局的變化，著重分析中國在其中的定位，並對現階段中國外交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一、國際結構
根據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肯尼士·沃爾茲的經典定義，國際結構主要是指無政府狀態下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狀態，簡單說就是關注誰的實力更強。①從這個角度講，無論是把當下的國際格局看作是單極、兩極還是多極，此次疫情並不會直接翻轉當前“一超多強、美強中弱”的實力結構，它既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也不是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疫情的影響主要在於對國家間實力消長的催化作用。畢竟，這次疫情大流行對所有大國都造成了較大的損害，但程度顯然各不相同。綜合來看，有如下幾點判斷。
（一）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趕超美國的趨勢不會因為疫情而改變。
從疫情對世界主要經濟體造成的直接影響來看，中國受損相對較小。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份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世界經濟受疫情影響將收縮3%，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GDP下降6.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下降1.0%。其中，中國增長1.2%，是這份報告中為數不多的逆勢增長的國家。儘管預測的經濟增速比印度1.9%略低一些，但考慮到中國全球第二大的經濟規模，中國在疫情影響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②
美國目前處於疫情震中，其經濟面臨數十年未見的嚴重危機。根據摩根大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不同機構的估計，美國2020年經濟將萎縮5%-8%。具體到中美經濟的比例、經濟貿易態勢的消長，按美元現價核算，年底時中國經濟規模將達到甚至超過美國的3/4。這意味著疫情加速了中國經濟趕超美國的趨勢，也進一步拉開了中國同其他經濟體的差距。
從疫後經濟恢復的前景來看，中國處於或即將處於相對優勢的地位。據IMF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21年實現9.6%的強勢增長，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中首屈一指。③通過觀察疫情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的確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的快速復蘇充滿信心。
一是疫情凸顯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較為完備的製造業體系是中國恢復經濟的重要基礎。儘管美日等一些國家通過疫情意識到，應急物資生產不應該過度依賴別國，出現了加速供應鏈當地語系化的趨勢甚至“去中國化”的聲音，這些政府不惜破壞世界貿易規則，給企業稅收減免等直接或者間接補貼試圖引導製造業回流到本國。但企業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非國家戰略，製造業回流美日等發達國家意味著企業運營成本大幅提升、效率降低、銷售下滑和利潤減少。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產業結構的優化，製造業逐步向東南亞、南美、非洲國家流動才符合一般經濟規律，因此這類政策不可能長期持續。
實際上，過去三年來一些跨國公司的確基於勞動力成本考慮，打算將它們在中國的供應鏈轉移到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國，但這一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並不明顯。原因在於上述國家在土地、稅收、貸款等政策配套，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基礎設施等諸多方面與中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無法將勞動力成本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此外，受疫情影響，當下投資者大多既無意向也缺乏資本實現這一目標，供應鏈轉移趨勢進一步被放慢了。由此，中國將繼續保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相對優勢地位。
二是疫情加速全球價值鏈向知識主導下的數字經濟轉變，中國無論在互聯網基礎設施還是整體業態上具備一定優勢，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可期。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約有33億人居家隔離，“非接觸”服務與“線上”服務等需求大範圍產生，刺激了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通信產業快速發展。中國在疫情期間，新業態快速壯大，與互聯網相關的經濟表現活躍，電子商務、線上學習、遠程問診等發展較快，物聯網、5G、人工智能、雲計算等一系列數字化技術和服務領域的優勢初步顯現。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一季度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增長13.2%，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3月社會實物商品網上銷售額增長5.9%，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23.6%，比上年同期提高5.4個百分點。④
（二）美國仍是綜合國力最強的超級大國，疫情不會根本改變大國間實力對比。
儘管疫情有可能加速中美經濟實力趨近的勢頭，但無法根本改變兩者的力量結構。即便僅以GDP總量來衡量，中國超過美國最快也需要5-6年。此外，略有常識者都知道，國力論衡要看綜合國力，以GDP這樣的單一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很不可靠，更何況還需考慮軍事、科技實力等諸多方面。目前，美國仍是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對其他諸強而言具有全方位優勢。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認為疫情不會對國際格局產生根本影響，原因就在於此。⑤
二、國際秩序
國際秩序關注世界由誰領導、如何領導等相關問題。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的權力分配大體上還是按照實力分配來進行，並由國際體系中實力最強的國家建立一套規則，而國際秩序是否穩定不僅要關注霸權國維護秩序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看體系內國家尤其是霸權國維護秩序的意願。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國際格局重要變化之一就在於暴露了美國領導力的衰退及其主導全球化的脆弱性，尤其表現在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建立的一套國際秩序的背反。這是造成當前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困境以及國際秩序動盪的根源。
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的領導者，既沒有號召世界以共同努力應對病毒或其經濟影響，也沒有號召世界追隨自己的領導來處理國內問題。特朗普政府延續了所謂“美國優先”政策，持續將病毒政治化，不久前以世界衛生組織WHO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不力為由，宣佈美國暫停向這一組織繳納會費，並問責世衛組織所謂應對新冠疫情的“失職”。⑥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之所以受到一部分國內民眾的支持，是因為它描繪了一個似是而非的邏輯：由於美國為世界“貢獻”得太多，所以國內福祉受損，那麼衹要減少在海外的行動並集中精力應對國內問題，美國就會變得強大。儘管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這一民粹認知，但“美國優先”的錯誤在於美國國內福祉和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絕不矛盾，現行國際秩序恰恰是其民眾享受全球化紅利的可靠保障，因為美國人才是“美國治下和平”的最大受益者。儘管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一民粹主義錯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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