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變”，是中日關係的改善勢頭被按了暫停鍵，雙邊關係的發展進程被延緩。首先，習近平總書記訪日延期，以及圍繞高訪推動國家關係發展的重大國事被擱置。原本這輪始於2017年的中日關係改善，主要是高層引領、基層呼應的背景；第二，訪日遊客的巨大民間良性互動態勢戛然而止，以東京奧運會為平台的中日民間關係改善的難得契機消失；第三，因疫情而大大強化的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對抗，日本主流社會輿論選邊立場明顯，疫情強化了這種意識形態。“山川本異域，風月難同天”，前者既是人文歷史的，也是同情弱者的；後者是現實政治的，也是常態化的。我想提一個要點，就是日本國民對華負面認識的加劇，與中國國民對日認識大幅度改善的巨大溫度差，將對中日關係，特別是對我國涉日政策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對我國正常對日政策產生來自中日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的牽制和壓力。日本國民對華負面認識的加劇，與中國國民對日本認識大幅度改善的這種巨大溫度差，將對中日關係，特別是對涉我、對日政策、日對我對我國的涉日政策將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對我正常對日施策，將產生來自於中、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的牽制和壓力。如果做一個國民調查，我估計我們對日本的好感可能會超過50%，去年9月份做的那次是46.99%，這次我估計能達到60%了。日本對我們的好感是15%，現在估計下降到10%了。
第三個“變”是日本對中國國家能力認識的變化，出現了新觀察和新思考，主要來自日本一些資深記者，還有日本退休的一些外交官。日本對這一次中國雷霆萬鈞、全民一致抗疫並取得難以置信的成果，有了冷靜的觀察和重新的認識，對華“制度強勢”（制度）、“國情適應”（國力）、“民情配合”（團結）有了新認識。首先，長期以來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的兩個極端認識的壟斷，被“中國特殊論”的觀察與認識（新認識）所打破；其次，中國有著自給自足的強大韌性；第三，中國有一種超乎想象的動員能力。
最後，我想談的，是疫情中及疫情過後，中日關係對我國外交大局甚至外交全局非常重要。從經濟上看，首先，中日經濟合作化危為機，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的合作，對世界經濟的修復及恢復，十分重要。第二，拉住日本這個西方集團的“經濟中間派”，對突破西方疫情中及之後對我國的孤立甚至封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最大限度地減少和縮短我國可能持續遭受的冷落期。第三，中國有資金、有技術、有市場，日本缺資金，但是有高端技術，有國際聲譽，疫情過後聯手大力推進第三方合作，是中日雙方的需要，疫情之後的強化實質合作，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戰略機遇。
從人文交流來看，我們要藉勢而上，主動造勢，積極作為，在策略上把積極因素擴大、放大、甚至誇大在此次中國疫情早期對中國的聲援和支持及幫助，主動影響和促進日本對華的國民感情的改善。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支持東京奧運會，在虛實兩個方面都要下氣力，這是推動和改善日本國民對華感情的重要抓手和難得機遇，無論對中日關係的現實與長遠都是必要的。
王鍵：感謝會長，呂小慶會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因長期在日本工作，他的觀察經常會傳遞很多第一手的東西，謝謝。接下來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大慧教授發表高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