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實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自然過渡。香港若能通過大灣區建設自然地與其他灣區城市融為一體，港人也會自然獲得“灣區人”的身份認同，“一國兩制”於香港而言可發揮“用”的功效，仍是香港最大的優勢和標簽，可以在灣區建設中發揮巨大作用，“一國兩制”50年變與不變的爭論也可休矣；灣區內的內地城市也能夠在與香港的交流互動中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兩地向彼此靠近，利益一致，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自動消弭，形成一個整體。同時，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級發展戰略，肩負著深化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探路的使命：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發展與資源的矛盾祗有依靠科技創新才能解決；中國經濟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也需要一個領頭羊。香港通過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能服務國家所需，獲得新時代的新定位。
香港可以從以下五方面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而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第一，香港應牢牢抓住粵港澳大灣區提供的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的良機。回歸以來，金融業、房地產業等產業鏈條短、容納就業人口少的產業始終佔據著香港支柱產業的地位。因產業結構不合理、既得利益階層霸佔社會資源、轉型決心不堅定等因素，香港錯過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幾次嘗試發展科創產業都沒有成功。而“科技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最鮮明的標簽，灣區城市自帶創新基因，例如深圳有騰訊、華為等實力雄厚的科技公司，東莞的製造業發達。香港自身擁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學，科研能力強，能夠為創新提供智力支持，發達的金融業可以提供資本支持。通過與灣區其他城市合作，相信香港能夠順利完成產業轉型升級。
科技的產業鏈條比房地產、金融業、服務業更長，幾乎能夠橫向覆蓋所有的生產生活領域，可以帶動各行業釋放更多新的優質就業機會，為年輕人提供豐富的上升管道。因此，藉產業轉型升級之機，香港之前無解的社會、民生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第二，在灣區建設的初期，香港與其他灣區城市應鼓勵市場主體多多進行探索，堅持“實踐先行、立法在後”原則。正如“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前無古人的制度創新，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之路也無樣本可參照。與其中央事無巨細地進行頂層設計，對於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橫跨“兩制”的特殊存在，自下而上地生長更能優化資源配置、更有機會創造出“奇跡”。
這一探索式的發展方式對於大灣區內的城市來說並不陌生，在改革開放初期，深圳被設立為四個經濟特區之一，在其後的四十年中，深圳抓住機遇突飛猛進地發展，從小漁村一躍成為國際化創新大都市，在新時代更是榮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殊榮，自我創造了“經濟特區”的內涵。而與深圳同時成為經濟特區的汕頭，則沒有抓住自我生長的機會，被甩下了高速發展的列車。2019年2月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衹提供了框架和發展目標，具體細節還需區域內城市自己填充、創造、推動。“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香港與其他灣區城市應該樹立“實踐在先，立法在後”的觀念，讓灣區內多個市場主體自己“踩”出一條路，例如灣區內城市在某一項業務的合作上需要更多政策便利，當類似的訴求越來越多，各城市的政府經考察、協商後認為可以放寬限制，於是就可以出台新政策。這樣形成的融合是自然、自發、自覺的，既有實際意義，兩地民眾的心理接受度也更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