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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選舉中的民意、民粹與民心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9-02-20 00:16:37


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一股韓流在高雄破繭而出,翻轉了民進黨執政的優勢。
  中評社╱題:九合一選舉中的民意、民粹與民心問題 作者:張明睿(台灣),中華鄭和學會秘書長、博士

  民主政治可稱為“代議政治”,透過選舉多數決之後,構建代議體制,形成“精英政治”的政府治理體系。民主政治也是“民意政治”,精英政策的施作與民眾產生直接的關係,而多數民眾可以對公共政策進行意見表達。那政策的取捨,是出自政府部門的“精英”,還是“多數民意匯集”的“公民”主張,目前學理上並無定論。①然而,政治精英組織政團、社團,透過集體的力量,取得權力與治理運作,表現主張與理念。由前述內含,可以歸納為“精英治理─政治團體─選舉多數決─公民意見”等概念,本文將從這些概念的組合,討論彼此關係。

  一、民進黨“在野”與“在朝”

  “在野”與“在朝”身份的不同,對於“權力”、“治理”、“分配”具有主、被動的差異。在政治運作上,主要是“透過精英論述塑造民意、透過話題掌握主導民意、透過社會動員表現民意”。

  1、“在野”主導“民意”

  民進黨長期作為一個反對黨,社會組織力量的營造是主要的渠道,從70年代到今天,民進黨的組織社團相當多元化,法律有人權團體、司法有司改團體,兩性有平權團體、教師有台教團體、教育有教改團體、環境有環保團體、勞動有勞陣團體、其它如宗教團體、文化團體、農民團體、青年團體等等,衹要有政府功能的部門,便設立相對的反對團體,除了社運功能外,也可以說是影子內閣的建構。

  除了組織的建構,對於“民意認同”的訴求上,民進黨也循著兩條不同的路徑進行,一是扮演民主政治的在野訴求者,相對於具有“威權象徵”的國民黨,在屬性上的不同;二是在地化“認同政治”的塑造,透過“歷史悲情、族群分割、歷史斷代、勞農代言、中台有別、崇尚日治、台灣主體……”等政治性、社會性、文化性等多層次的論述,構建出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

  在政治活動上,秉持著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與政治行為語言的極端化,透過精英訴求引導、社團組織設置、群眾情感動員等方式,形成“政治精英、社團主義、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政治鬥爭路線。

  最顯著的例子,是馬政府執政時期,由於馬英九奉行不爭辯政策,拱手將話語權讓渡給在野的政團,民進黨以正義與道德教化者自居,指責執政團隊的無能、腐化、買辦、賣台,2014年透過太陽花學運阻却兩岸服貿、貨貿立法,青運成為壓倒馬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促成2016年中央公職選舉,民進黨一舉取得完全執政的優勢地位。

  2、“在朝”翻轉“民意”

  政治理念的實現,必須取得權力為先決條件,民進黨2000、2016年分別掌握了政府公權力,陳水扁執政時期,獨化道路並未走遠,但因貪腐,民進黨再次失去政權。2016年民進黨再次取得政權,為了實現長久以來的訴求,便將政策重心置於理念主義的實踐,也就是朝向台獨方向發展。“政治意識”取代了“經濟建設”,政治掛帥成了不二選擇。

  馬英九執政,重心在經濟建設,事實上,2008年執政初期便宣示了“五望”政治態度,人民希望“政府清廉,不要貪腐;經濟繁榮,不要蕭條;政治安定,不要內鬥;族群和平,不要撕裂:兩岸和平,不要戰爭”②的政治路線。

  如今民進黨的政治治理方向,基本上已經完全翻轉,成了以少數精英決定政策的特徵。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強化了政府組織控制,設立13個非正式的機關與300人次的職務,並在各部會中掌握副職派任官員,除貫徹黨意調整整體發展道路,並作為扶正部會首長作出準備。

  在政策的轉型上,鬆綁了社團政治性訴求,包括了同志平權、一例一休、非核家園、正名運動、年金改革、司法改革、轉型正義、社團控制……,並藉由立法院優勢,通過立法途徑以落實政策改造社會,名曰“改革”。

  民進黨權力的獲得,長久以來是得利於社團組織的運作,取得政治權力之後,蔡英文必須實現社運主張,但在民進黨中,不同的社團組織理念,其中不乏矛盾對立,蔡英文政府角色尷尬,沒有積極扮演協調角色,任其社團之間進行競爭,如支持同志婚姻,卻也激發基督教長老會推動“反同”社運;如東奧正名運動與運動員協會要求保障舞台對立;勞工團體與企業團體對一例一休的對抗;非核家園與反空汙、以核養綠的衝突,形成了“以民制民”的奇特政治景觀。

  更甚的是,民進黨外圍社團組織深具理想色彩,極端化政策的要求對他者形成排斥作用。蔡英文在野期間是透過社團“以民制官”,執政之後卻造成“以民制民”的窘境。

  民進黨自認掌握了平面與電子媒體的話語權,長期以來透過傳媒作為價值觀及角色認同的涵化(Cutivation)工具,③認為“民意”是可以控制與操作的,衹要在短期內,給定長期支持民進黨社團的訴求,後再尋求政治治理,便能穩定長期執政。可是民進黨的判斷是錯誤的,接踵而至的社會衝突議題,根本無法在短期中獲得定紛止爭效果,相反的,積纍的社會政治訴求,民怨已經難以化解了。

  二、治理民粹化與少數民意裸露

  1、民主治理的民粹傾向

  民粹(Populist)在政治學理上,被放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與自由派、保守派別進行研究與區別,民粹派人士重視社會平等與社會秩序價值的維護,因此對於政府的角色具有高度期待。④

  但在一個動態的政治領域中,政治治理的“民粹主義”,卻另有風貌,主要訴求對象是“平民”,而非“精英”,強調平民的利益與意見,如今更是“指動員民意、煽動民意的心態和行動”。⑤

  民粹政治反對“精英政治”直接訴諸民意與一般普羅大眾,因此,在不同的國度其表現的形態不同,二戰時期,民粹是民主政治發展的結果,產生“法西斯”政治治理;當今美國的川普,自詡經濟民族主義者,實施反全球化的經濟政策,以及對原有的精英政府進行“反建制”的鬥爭,川普的民粹主義,既是經濟形態也是政治形態的民粹主義。

  依據黃光國教授的研究,台灣在李登輝治理之下,便已經步入民粹式民主政治的形態發展,到了今天的蔡英文政府,為了持續履行意識形態的目標,透過民意的訴求,在野形成“以民制官”的民粹社運;在朝形成“以民制民”的社會操作,更是一種深化形態的民粹政治,已經接近革命而非改革的民粹式民主政治的表現。這種表現,政治精英確是透過民意的包裝,形成合法性的政治動員,但這次九合一地方公職選舉,同時有10個公投案的進行,更能理解偏見民意的面貌。

  2、少數民意裸露民粹的識破

  民意是指公共事務領域內,人民對於政府當為或不當為的看法與立場。然而,民主政治是以個人為基礎的哲學觀,民意便有了碎片化的特徵,在一個集體形制的政治社會,碎片化的民意匯集是透過組織化的社團與傳播媒介所扮演,透過社會運動與輿論聲浪影響政府政策的走向。這時候的“民意”已經脫離個體,轉入組織化與精英化的模式,所能代表的僅能是組織立場、社會精英的民意展現。這也是民粹主義能在民主政治環境中成長的緣由。

  黃光國教授對於台灣百姓,長期受到民意控制與教化,提出他的分析,“至於群眾,衹不過是一種停滯不前的惰性力量……本質上卻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精英主義”,黃光國說出了台灣長期以來,民意是由精英塑造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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