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和戰略專家往往喜歡把中國的處理行為和方式同其日漸增長的綜合實力相掛鉤，而不考慮是不是因為任何偶然的突發民族主義或中國是在努力捍衛其合法權利。但無論是什麼原因，這些變化足以影響中美關係的波動，這些問題如今也應被給予嚴肅對待。
近期美國國內對是否應該改變對中國的大戰略議題展開討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理性學者都力求提請要注意中美彼此印象向危險轉變的可能性。用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戴維·蘭普頓的話說就是，“我們各自的憂懼比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於壓倒我們對雙邊關係寄予的“希望”的臨界點。”其實，這種對兩國關係的焦慮是非常有道理的，無論從美國方面而言，越來越多的聲音建議美國用一個更強硬的政策來抵制中國行為及其對美國在亞太地區首要地位的威脅性，還是從中國蓬勃發展的趨勢看，美國是影響它穩定性和復興的主要障礙。
在這種氛圍下，習近平訪問美國注定要比前幾任主席更加需要有目標導向。在中國崛起的時代處理中美關係本身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向世界展示一個新興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如何實現和平共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或用某些中國學者的話來說就是共同進化。為此習近平提出了要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想法。不幸的是，這個想法反饋遭遇“寒流”。然而，美國是否願意接受這個新概念並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這兩個國家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新關係。
的確，這兩個大國有許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全球管理領域，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和防疾病擴散領域。比較樂觀的觀察家認為這些是美國與中國的合作的充分理由。然而，在這些問題上的密切合作，卻不能保證他們之間的其他糾紛也能和平解決，例如海運和網絡問題以及金融和經濟影響力的必然爭奪賽，所有這些歸根結底涉及的就是權力的重新分配，並以和平方式重設國際秩序或規範。
考慮到這些所有影響雙邊關係的基本因素，中國的一些戰略家認為，中美關係應更注重“加法”而不是“減法”，這聽起來有說服力，但低估了擱置爭議的潛在風險，尤其是在近一段時間，重新分配權力或權力過渡時期，無論是新興和現狀權力都被互不信任和恐懼所不斷困擾。解決的不信任和恐懼應該是雙方領導人的重要使命。這樣做將帶來歷史性的意義，無論對於美國與中國關係還是整個紛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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