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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博洲在三聯韜奮書店三裡屯分店講座現場 |
平時寡言的藍博洲，把這場講座講得十分生動有趣，他向聽眾描述了自己上小學時從家到學校的那條路：離他家最近的第一個電線杆上有一個標語“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另一個電線杆上的標語是“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稍微粗一點的電線杆上還有圖畫：“匪諜”戴著帽子，鬼鬼祟祟地躲在電線杆後面，終於走到了校門口，遠遠地看到操場的大圍牆裡面有八個大字“殺朱拔毛 反共抗俄”，進了校門，上了台階，看到的又是標語：“做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 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藍博洲上小學的時候是1967年，兩岸都在經歷著一場與“文化”有關的運動：大陸正在進行“文革”，台灣則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鋪天蓋地的“反共”宣傳中長大的藍博洲，那時還不會想到自己長大後會以顛覆台灣人“反共”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的寫作目標。進入中學後，藍博洲開始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思索人生的意義。他閱讀了陳鼓應的書，知道了“存在主義”，後來又讀到台灣愛國作家楊逵、左翼作家陳映真的作品，意識到應該關注現實，理解台灣的歷史。後來因為機緣巧合，藍博洲在《人間》雜誌當記者的時候，偶然聽說了中共地下黨員、台灣醫生郭琇琮的故事。郭琇琮在被處決前留下遺言：“請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藍博洲深深地被震撼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決心用一生來尋找這段被湮滅的歷史，把郭琇琮們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聽。
但選擇寫台共黨人的歷史，藍博洲遇到了許多棘手的問題——最困難的部分是尋找採訪對象，並說服他們願意開口講述這段十分敏感、充滿委屈、傷痛的故事。藍博洲曾經找到一位已經被槍決的地下黨員的通訊地址，知道他的遺孀就住在那裡。他在人家的家門口徘徊了三天，不敢按門鈴，擔心對方不接受他的採訪，或者即便讓他進了家門，也只是應付應付。剛巧隔壁是一家舞廳，到了第三天，舞廳拉客的人便招呼他：“小夥子，你來了三天，要進來就進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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