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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殷 國際關係學院台灣研究中心教授 （中評社 張爽攝） |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表示，新南向政策推出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大概有七成台商已經進入東盟國家獲得利益。另一方面，新南向政策的實施對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將會產生一定影響。自從2013年以來，台商在大陸投資已經轉向以服務業為主的形態。新南向政策恰恰是以金融、管理、咨詢為主導，如果新南向政策吸引更多現代服務業的台商轉向東盟、南亞進行投資，對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無疑會帶來一定的衝擊。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兩岸關係與青年發展研究院院長海澤龍表示，作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三大歷史任務之一，隨著海峽兩岸實力的進一步此消彼長，中國再次邁向統一已經成為不可阻遏的時代潮流。在此時代背景下，二戰後德國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的再度統一，成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歷史鏡鑒。作為二戰後國家和平統一的典範，德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包括：大國干涉下先分後統的風險型統一，遵循法治的“以接觸求轉變”的和平統一，以發達經濟為後盾的“一國一制”吸納型，強大內部民意支持輔之外交的“以內促外”統一。較之“一國一制”和平統一的德國模式，“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統一方略更為優厚和寬鬆。
海澤龍表示，雖然德國模式和兩岸統一存在本質區別，包括德國模式的成因與兩岸分離性質存在本質區別、國外干預勢力的情況和性質有根本差別、兩岸實力及影響差異較之德國模式中的雙方更大。台灣方面部分人士曾期望在兩岸關係採用德國模式，但其作為“先分後統”的風險型統一模式對兩岸關係有消極作用，甚至重大隱患。
海澤龍認為，即使如此，作為一種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成功模式和典型案例，德國模式可為海峽兩岸統一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供若干啟示及借鑒。這主要包括：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積極創造條件，化解兩岸敵意；積極探索國家統一的可行模式；深化兩岸交流，進一步爭取島內民心；鞏固“積極區域”，捍衛共同利益；抓住戰略機遇期，發展強大的綜合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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