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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演講結束後接受觀眾提問。（中評社 杜博強攝） |
“減稅和放鬆管制的政策本意是惠及全社會，結果卻只是最富有的人群獲益。退休保障、子女教育以及住房這些中產階級的基本必需品卻越來越成為沉重的負擔。”
斯蒂格利茨表示，由於過去幾十年的稅收和消費政策、法律制度以及貨幣政策，美國中間寬兩頭窄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逐漸變形，最富裕的人群和最貧困的人口都有所增加，而中產階層卻日漸萎縮。父母和子女之間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傳承越來越重要，階層流動和代際流動越來越少，社會的不平等狀況愈發嚴重。
“較高社會階層人的子女什麼都不用做，就可以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機會。如果一定要說他們做了什麼的話，那他們做的就是選對了父母。”斯蒂格利茨說。
既然社會不平等是政策的產物，那麼就同樣可以通過政策手段加以糾正。斯蒂格利茨批駁了不平等程度越高經濟發展就越好的觀點，表示社會完全可以承受更大程度的社會公平，而這種公平也會反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那麼應該如何進行政策甚至政治上的改革？斯蒂格利茨並沒有給出具體的答案。但他表示，處理不平等問題本身就是讓世界經濟重回健康狀態的重要步驟。在現有經濟增量上進行政策改革遠遠不夠，而需要做的應是重寫整個遊戲規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