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紅利決定了一國兩制實踐的爭拗是長期的
“制度之爭至今並未結束。”王平說到，以制度為基礎發展出來的綜合國力，決定著當今世界的領導權與話語權；而制度的成功與否也直接或間接影響著自然資源與政治經濟資源的佔有，具有龐大的制度紅利。王平指出，“一國兩制”爭拗，必定是長期的，並在較量與妥協之中實現動態平衡的運行。
王平認為，如果中國希望在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上取得制度優勢，在經濟發展與政治資源的實際爭奪中搶佔有利位置，就不能放任香港按照目前的軌跡混亂下去。否則，作為一個曾經是資本主義一制發展的典範、亞洲四小龍之首的香港，回歸後經濟地位的下降，與社會狀態的不穩，必然會被認為是發展模式的失效。
他說，維持者的努力必然大於破壞者的努力。想要“不費吹灰之力地和平共處”，認為只要維持以前的基本狀況就代表後來介入的另外一種制度模式是有效的，只能說太過理想。而做為對手，沒有理由讓作為競爭大敵的另類制度模式，毫無代價地介入一個已經依照既有制度成功發展的經濟體並平安有效地運作，那就等於是承認了“北京共識”的成功。而承認新共識，就等於承認新共識與舊共識爭搶有限資源是合理的。
“制度優勢不僅導致虛的話語權掌控，還有實的利益獲取。”王平說。
王平表示，回歸以來，“樹欲靜而風不止”，在97回歸後人們迅速忘記了中英就香港問題纏鬥的複雜性，放鬆了對潛在反對力量的警惕，是今天出現多種亂象的重要原因。就是說，中英雙方就香港囘歸所進行的艱苦談判，是通過長期對峙、纏鬥與妥協才走到九七的，這種多方位、多層次的激烈纏鬥不可能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由於中方兌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戛然而止。
回顧當年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問題的交鋒，以及過渡期中英雙方的不斷爭拗，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最後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加快推動香港的政制嬗變，信息是很明確的：那就是英國不想歸還香港，而面對鄧小平的強硬不得不歸還香港之後，英國就迅速開啟了政制改革，希望通過在各種層面埋下伏筆以延續英國對香港的實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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