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們面臨的局勢當然十分複雜，台灣民意結構也是很複雜的，外部勢力還想繼續打“台灣牌”，但對這些複雜因素我們心裡都清楚，不是說看不到，我們都看到了。既然看到了，我們就對它們有一些判斷，對於如何去克服這些不利因素，我們心中有譜，所以我們才有自信。如果你看不到這些困難和複雜局面，即便有自信也是盲目的自信，而這些複雜的、不確定的、甚至一些危險的因素，我們看到了並且認清了，所以我們這是一種很清醒的自信。這一年對台灣問題的複雜面，我們並沒有忽略和視而不見，也沒有採取躲避的政策，我們都是迎難而上的，所以你看到習總書記近年來的幾次對台重要講話，都是在兩岸關係處於非常困難的時刻發表的，都包含著對局勢的準確判斷、非凡的戰略定力和更強的政策針對性。
比如，“反服貿運動”後，他通過和宋楚瑜的會面明確傳遞出做“三中一青”工作的政策信息；去年“1•16”選舉蔡英文以較大優勢獲勝後，3月習總書記就通過兩會發表講話，傳遞出堅持“九二共識”及其核心意涵的明確態度；“5•20”民進黨上台後，他就通過“七一講話”強調“四個任何”，11月1日會見洪秀柱時提出“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進而明確劃出底線，當月12日又在孫中山紀念大會上提出“六個任何”，都是針對民進黨主政後島內的“台獨”躁動而發出的強有力聲音。可見，我們沒有回避這些問題，而是迎難而上提出我們的主張、表明我們的態度、亮明我們的底線，都是對著那些困難和焦點去的，而且講話都很及時很有力。所以說，我們有克服困難的意志和解決困難的辦法，我們有自信、也有定力。
兩岸關係“更加嚴峻複雜” 需重視特朗普“政治怪人”性格
中評社記者：在1月20日舉行的中央對台工作會議上，俞正聲以“更加複雜嚴峻”一詞來評估新一年的兩岸關係，並在堅持政治基礎、推動民間交流方面提出了新要求。您怎麼看這次會議傳遞出來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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