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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現場（中評社 海涵攝） |
張宇燕表示，正是伴隨著這種權利意識的覺醒，很多國家出現了一些社會的變化。比如，在法國產生的“黃馬甲”群眾運動對自身利益的訴求。在很多國家都出現了民粹主義，特別是在美國歐洲發生了民粹主義的興起。歐洲政治家普遍都是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興起有某種意義上的擔憂。而所有一切都和信息的傳播有關。人們在接受信息的時候往往更願意聽到和看到自己願意看到的東西，它的結果就是社會結構進行重新組合。
“去年我去了三次美國，跟美國不同人士進行了交流，我聽到一個聲音，今天的美國思想觀念之分裂到什麼程度呢？他們認為美國現在這個國家的名字都起錯了，不應該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而是應該叫‘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即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分裂國’，就是觀點分歧之大，在美國歷史上是沒有的。美國在在關於國家應該朝著哪個方向走、應該是什麼樣的國家、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等很多基本問題上發生了問題，這是當今世界伴隨著技術變化導致的一些社會問題，”張宇燕說。
此外，張宇燕還強調，當今世界人口也在發生變化。日本和中國都面臨這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人口老齡化涉及到一系列問題，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問題、稅收、以及整個的經濟結構、消費結構都會發生變化。
他也坦陳，全球人口的變化不光是老齡化問題，還存在著人口爆炸。人口爆炸發生在非洲，中東地區和印度。印度每年新出生一兩千萬新生嬰兒，25歲以下的人口占到整個人口40%以上，這種高度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引起了就業問題，包括社會穩定問題、對資源的壓力等問題。這種現象在中東國家也是一樣，比如伊朗，伊朗的青年失業率非常高，18－25歲這一段青年失業率達到45%。很多問題都是和人口爆炸連在一起的。
張宇燕說，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人口族群結構或者種族結構。美國1970年的時候只有10萬穆斯林，現在有1000萬穆斯林，歐洲有5000多萬穆斯林，這就引起了很多西方政治家、西方群體的關注，這個問題到底該怎麼辦、怎麼處理 ？
張宇燕指出，百年變局對亞洲來說有很多機遇和挑戰。中美經貿關係現在出了問題，出問題也是正常的，中美兩個大國一個是迅速上升的國家，一個是相對來講守成的國家，兩個國家在關係的調整過程中出現分歧，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摩擦、衝突，這都是正常的，這需要時間慢慢去化解。這種大背景下，亞洲要做幾件事：一是RCEP的談判，我們要在全球保護主義抬頭、保護主義逆風加強的情況下，加強RCEP的談判。二是中日韓合作。是否三國之間可以先簽一個低水平的中日韓協議，以顯示我們支持貿易自由化的這麼一種態度。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甚至可以推進雙邊的合作，比如說中日FTA談判是否能夠在一個低水平的中日韓框架下做一個優先發展？三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CPTPP是不是可以作為中國未來推動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的一個選項？現在有一部分中國的學者實際是主張在今天的情況下，啟動中國加入CTPPP的談判，這或許是應對大變局下亞洲地區推動自由貿易化的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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