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期的藍博洲開始系統地閱讀陳映真的作品。後來又到人間雜誌社工作，在這裡工作時，因為做“二二八”調查而接觸到被湮滅的台灣20世紀50年代的歷史，從而對台灣社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到這時，藍博洲的世界觀就已經清楚了，也真正理解了陳映真說的“個人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跟整個社會有關的。”
藍博洲說，那時在台灣社會只有陳映真一個人這樣說，其他很多文學家的作品是跟社會無關的甚至是脫離現實的。只有理解了個人的問題和遭遇是跟整個社會結構相關的，才能理解台灣、理解台灣跟大陸的關係。今天兩岸問題的根源其實也出自這裡。
被排擠在邊緣 但比別人更清醒
藍博洲曾被認為是“戰鬥在台灣社會的邊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笑稱，“我的作品實是被‘排擠’到了台灣社會的邊緣。”
藍博洲表示，“在台灣社會我不是主流，就像在當年的台灣社會陳映真也不是主流。隨著當前兩岸關係處境變得更差，我只會變得更加邊緣，直到兩岸關係轉向正軌之後。整個台灣的‘去中國化’的環境不改變，我都會是邊緣少數。在兩岸的不正常歷史之下的不正常的台灣社會中，我當然會是少數。但是，我不會因為自己是邊緣少數就認為自己不對，我堅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確的，我比別人更清醒。”
藍博洲說，早在20世紀90年代，陳映真在大陸也是很寂寞、很孤獨的。但是近年來，隨著大陸的發展和反省，陳映真變的越來越不寂寞了，當時的初心也都慢慢找回來了。這也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的發展是變化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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