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60年代末特別是70年代初中美在戰略關係上經過了如此重大的一次跳躍性變遷呢？李巍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安全上的需要。在70年代蘇聯的擴張主義達到一個新的巔峰。在這個時刻，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戰略家認為，為了應對來自於蘇聯擴張的需要，需要和中國結成安全上的准盟友關係。不是法律上的盟友，但是是一種戰略上的心照不宣的盟友關係，特別是1969年中蘇徹底的分裂，中國和蘇聯在黑龍江畔發生了流血衝突，這被美國認為是調整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的契機。於是在三年後我們會看到曾經非常反共的尼克松來到了中國，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種安全上的需要，是促使美國戰略調整的重大動力。
其二，進入到80年代，特別是從1979年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給美國的商業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前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樣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走市場化道路並對外開放，讓美國的商業力量看到了經濟收益上的巨大前景。這促使了美國採取了接觸戰略。
其三，價值期許。當時美國對中國開放市場，鼓勵中國走市場經濟道路，加強和中國的戰略性接觸，它還在價值觀上希望中國最終能夠通過市場經濟過渡到美國所期待的民主的轉型，也就是希望中國實現一種制度上的變革。
李巍說，這三種動力是促使美國對華戰略的第一次轉型。
第三個階段，從90年代開始，是一種戰略模糊期。李巍表示，美國繼續奉行對華戰略接觸，但同時美國也不斷地增加了對中國的防範。戰略模糊期的中美兩國，在安全方面，1991年之後蘇聯作為美國和中國的一個共同戰略對手消失了，這導致中美安全合作的根基也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國在軍事上總體上呈現出一種戰略上的忍耐關係，所以雖然共同的敵人消失了，但是美國在安全上沒有把中國當作它的主要的戰略對手。
在政治方面，一方面美國有著非常強大的霸權欲望，這種霸權欲望會讓它覺得中國仍然是它的一個潛在對手，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奉行了一種低調的戰略選擇。這樣美國的霸權欲望，遇到的是中國戰略上的低調，因此政治上也沒有把中國當作最主要的一個對手。
在經濟方面，雖然美國認為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可能會帶來一些產業上的甚至技術上的競爭壓力，但是美國看到的是一個中產階級日益增加的巨大的市場所帶來的誘惑，很多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上賺很多的錢，比如波音、微軟和因特爾等知名企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總體在經濟上對中國的認識也是比較正面的。
在價值方面，一方面美國有部分精英人士，認為中國總體上是一個異質國家，是東方文明和儒家傳統的國家，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總體來說是一種相互排斥的關係，另一方面美國又對中國在價值觀上殘存一種期許，希望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總歸我們會在價值觀上越來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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