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慶生（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在《美中戰略競爭會出現“權力平衡者”嗎？》一文中指出，對歐洲來說，美國已逐漸喪失或自己拋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而中國顯然還沒有能力或足夠條件接續這個責任領導世界。如果世界需要這角色，歐盟或許將不得不挺身而出。但這也不表示歐洲會加入中國這一邊，更大的可能性是作為第三勢力，平衡美、中的權力競爭。從 17 世紀開始，歐洲對“權力平衡”即有長期實踐的經驗。亞洲與其他地區國家或許也樂見這種情況，因為出現三足鼎立的平衡者，將有助於緩和愈趨緊張的美中對抗關係。
《非傳統安全的連鎖效應分析——以新冠疫情後中國與利益相關國家傳導鏈條為視角》一文作者張屹（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表示，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並存的當今時代，人類面臨著複雜多樣的生存風險與安全威脅。始於 2019 年末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各國忙於應對，卻疏於打破意識形態界限和超越地緣政治分歧來實現全球治理，勠力同心地共同抗疫，呈現出碎片化的應對模式。這在中美關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表現明顯。非傳統安全問題跨越國界，各國或是通過完善的內部體系獨自消化，或是被倒逼進入全球治理體系參與跨國協作，都無法回避非傳統安全通過傳導鏈條帶來的全球衝擊。
本期“智庫觀察”欄目刊發了《安倍謀求日本“正常化國家”與“強大日本”戰略》、《中印邊境衝突 北京的態度與政策》和《關於新冠疫情下世界形勢的幾個判斷》三篇文章。
王建民（中國社會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和倪霞（福建師範大學副教授）在《安倍謀求日本“正常化國家”與“強大日本”戰略》一文中指出， 安倍政權有強烈終結“戰後體制”、改變戰後日本和平發展道路、謀求日本“正常化國家”、實現“強大日本”遠大戰略目標與夢想。圍繞這一重大戰略目標，對內進行重大改革，解禁集體自衛權，加強防衛力量，致力修改和平憲法，推行“安倍經濟學”，實現“富國強兵”之策；對外確立“積極和平主義”理念與“俯瞰全球儀外交”戰略，合縱連橫，以鞏固美日戰略同盟為主軸，推進與配合“印太戰略”，建構“多邊多層”安全體系，介入南海事務，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其核心是“牽制中國、壯大日本”。
《中印邊境衝突 北京的態度與政策》一文作者蔡裕明（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副教授）表示，印度在抵制中國的技術、商品與服務後，將更為強調“印度優先”或“印度製造”的重要性， 可能影響中國在南亞所建構的“中巴經濟走廊”與“一帶一路”倡議，使得北京將不得不強化與巴基斯坦、尼泊爾或斯里蘭卡的外交與經濟關係。但是在目前中國與美國的結構性衝突下，中國將會更為重視印度的重要性，北京不樂見華府拉攏新德里加入包括日本與澳洲在內的海洋民主四國安全體系當中。從地緣政治視角而言，中印關係成為中美關係之後，第二個對北京而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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