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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7月18日電（作者 汪毅夫）日人緒方惟精《日本漢文學史》（1961。台北正中書局中文譯本出於1969年）謂：“甲午一役，日本戰勝了老大國清朝，喪失了過去長時期間對中國文化所抱的尊敬之念，日本的漢文學便陡告衰退”。我國的中日關係史名家汪向榮教授，在《日本教習》（三聯書店1988年版）一書論述“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轉”時也說：“向來被中國人目為蕞爾小邦的日本，竟遠遠地走在中國面前，一舉而戰勝了老大帝國，再舉而過敗當時誇稱世界列強之一的沙俄，這時候才使頑固、保守的中國統治者大吃一驚。中國，儘管有優秀的文化傳統，地大物博等的自然條件，但在近代文化面前，這些特惠起不了大作用，日本反而走在中國前面，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得不轉向日本來學習、吸收了”。我要指出，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轉完全不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品質、水準對比值下降了的緣故。譬如，日本的漢文學從漢文傳入到“甲午一役”已有160餘年的歷史，但它卻因“甲午一役”而“陡告衰退”：日本漢文學家和漢文學愛好者裡的部分人開始用居高臨下的眼光來看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文化品質或水準的提升。恰恰相反，日本的漢文學在日本本土呈現了“陡告衰退”之勢，其在台灣延伸的部分則足資說明和證明：受日本強權政治裹挾的日本漢文學在台灣也終於不敵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在日本侵占台灣的50年間，日人在台灣的漢文學活動（包括個人創作和結社聯吟）一直停不下來。日人從自組詩社（玉山吟社、南雅詩社等）並收收台灣詩人參社，到在各地參加台灣詩人的結社聯吟。日人的熱情參與、參與的熱情，使得結社聯吟活動公開化、合法化、常態化。據台灣學者吳毓琪教授《南社研究》（台南市文化中心1999年版）一書報告，1902年台灣有詩社6家，1923年增至69家，至日據後期的1943年攀升至226家。日人限制並進而扼制台灣人接受漢文教育，卻不排除自身參與寫作漢文漢詩的活動。在台灣“所至有詩社”的盛況裡可以隨處看到日人的影子，他們完全扺擋不住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魅力。
（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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