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兄與我是相識十餘年的老友。記得最初認識他是在一次品嘗美食的聚會上，以後就成了談論飲食文化的同道。由於我一直從事著科技專業，于文史只是蜻蜓點水式的玩票客，所以儘管他對遊民的研究已達十年之久，不斷地發表了深有見地的長短文字，我卻只至近兩年才拜讀了他在學術上最閃光的成果--有關遊民、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論著。
儘管個別前輩學者也曾關注過遊民問題，但作為一個專題做全面深入剖析的，他是當之無愧的開山者。而這山一開，便向我們展示了一幅上下三千年的遊民與遊民文化的歷史長卷。
這一幅遊民與遊民文化的歷史長卷，畫面並不美麗，很像是用掃帚蘸了陰溝污泥畫就的大潑墨。因而它給我的不是美感，而是一種毛骨悚然的恐懼感，它使我憶起了魯迅先生在《華蓋集•長城》一文中說的：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
我突然覺得這可怖的遊民歷史畫卷，就是一道圍繞在身邊的長城，砌城的磚有的古至數百年、上千年，但其間混雜著頗多補添的新磚。請看：往日劫取生辰綱的好漢們已改去搶劫銀行運鈔車了；偷雞的"鼓上蚤"改行去偷汽車了；往日攔路生財的成了今天的車匪路霸；當年的"酒色娼妓"閻婆惜們走進了髮廊、歌舞廳、洗浴中心；而當年出自遊民文化人筆下的通俗小說，也化做了今天的新式武俠小說和痞子文學，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小說行銷排行榜的首席寶座，成為高等學府內最走紅的文學讀物……。
面對"長城"之圍的我，不禁浮想聯翩，於是開筆寫下這篇《長城之圍的聯想》。
一、我的讀史恐懼症
我讀中國歷史時，總是感到既自豪又痛心。何以自豪用不著再做解釋，可痛心的是中國歷史中不斷出現人與事的輪回，其出現的頻率遠比外國大得多。
本來學歷史是要人們從中吸取教訓，不再重複前人走過的彎路，避免出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不該發生的事。然而事與願違，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卻總讓人看到一出出迴圈上演的醜劇、恐怖劇，令人毛骨悚然。它使我想起知堂先生在《永日集•歷史》一文中寫下的：
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他能揭去我們眼上的鱗，雖然也使我們希望千百年後的將來會有進步，但同時將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現在上面，使人對於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嚇。……世上如沒有還魂奪舍的事，我想投胎總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時代的戲，不必請戲子去扮，許多腳色都可以從社會裏去請來，叫他們自己演。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投胎轉世之說。但活了六十多年，親見那一再轉世的遊民英豪確乎車載斗量。
近來看了學泰兄對遊民與遊民文化的研究專論，我突然有所領悟，尤其是他在《被忽視的遊民與遊民文化》一文中說的：
一個民族(特別具有古老文明傳統的民族)早期思想資料會成為這個民族文明、文化發展的基因，不管此後其經濟與社會背景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其文化機體如何成熟，還是要表現與其他文化不同的面貌，這就是基因在起作用。中國也是這樣。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張構成中國文明發展的主流外，遊士縱橫家們的無是非觀、縱橫捭闔的陰謀詭道也為離經叛道的士大夫和遊民知識份子所取資。它與遊民從自己的地位和經歷所生髮的思想情緒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遊民意識。遊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遊俠；在人際關係上注重小圈子，重視幫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們推崇義與義氣；在處理事務和鬥爭中看重目的，不講究手段，只講敵我，不講是非。這些在遊民知識份子的歷史的作為上與文藝創作中皆有所反映。
看到這兒，我對自己何以對歷史懷有恐懼感似乎有所了悟，這當是遊民文化基因的魔力所致吧!看看我們這個人口繁衍力特別強盛的民族，當井田制一經解體，就出現了為數可觀的不同于"石民"的"遊民"。由於"遊民"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它有遠比"石民"更頑強的生命力和"遊走性轉移"(借用病理學稱病灶時說的)力，因而不時再現其祖先的面目。
其實"石民"也曾出現歷史的輪回。如果不健忘的話，"文革"前十餘年的毛澤東時代，嚴格的戶口制度和按戶口發放的各種命根子票證(糧票、油票、肉票、雞蛋票、豆腐票、布票、糖票、點心票、工業券……)，已使人成了比"石民"更堅牢的"鋼民"了。當年那良好的社會治安，至今還讓人懷念不已。不過這為時短暫的桃花源，畢竟是歷史的怪胎，轉眼間"文革"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揮，一批蟄伏冬眠了的蛇蠍又一個個復活起來，成為更加可怕的"兩頭蛇"與"雙尾蠍"。
改革開放以後，系在"石民"身上的綁繩逐漸鬆動。經過"文革"鍛煉的遊民尋找"快速致富"的門路，於是乎男盜女娼等見不得人的勾當又在陰暗處蔓延。我終於明白了我的讀史恐懼症的病理機制在哪里。只歎"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時，卻沒有誰去觸動"遊家店"的一根毫毛，而"文革"中起來砸爛舊世界的卻又是這"遊家店"的嫡傳弟子們!
二、移民文化、遊民文化之異同
記得改革開放初期出現過一場被譽為"80年代的文化熱"的文化史、文化發展戰略和比較文化研究的熱潮。它發端於1982年下半年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的兩次中國文化史研討會，隨即出現了全國性的研討熱潮，並成立了專業的研究機構。隨後上海、廣州兩市又在1986年分別制訂了文化發展戰略。
就在制訂上海文化戰略的過程中，有關"海派文化"的形成再次成為熱門的話題。一些學者就上海這一當年東亞最大的國際商埠的形成和發展，特別指出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發展最快的這一時期，來自五湖四海的拓荒者、淘金者，一齊湧進這個冒險家的樂園。就國內移民而言，早期來上海的廣東人多數做了大洋行的"康白度" (Comprador•買辦)，寧波人做了中小商人和裁縫，江北人做了廚師、剃頭匠等下層服務人員。這裏不僅有精明的金融家、企業家、頂尖級的學者，能幹的報人和出版家，還彙聚了頂尖級的作家、藝術家--魯迅、茅盾、夏衍、田漢、黃自、聶耳、劉海粟……等等。海派文化人來自天南地北，決定了海派文化具有最大的相容性，它最不墨守陳規，最能突破窠臼，最勇於接受新事物。海派京劇敢於吸收話劇的燈光佈景，演《小放牛》可以真牛上臺，演《天河配》時可以插映一段織女入浴的電影，沒人擔心這麼幹會不會氣歪了祖師爺的鼻子。
從這些方面看海派移民文化，確實與大洋彼岸的移民國家美國的文化有幾分相近之處，原因首先在於勇於走出故土的移民都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闖將，膽子小的、心計不強的、生命力不強的，誰敢隻身到"冒險家的樂園"去闖碼頭呢!因此，當年參加討論的學者中有人引用了費孝通先生在《土地裏長出來的文化》一文中說的：
文化，本來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麼環境裏得到的生活，就會形成什麼方式，決定了這人群的文化性質。
20世紀中葉以前的大上海這一迅速成長的移民城市，決定了"海派文化"的特徵，它既不同于"京派文化"，也不同於中國其他大都市的文化。不過，所謂移民者，是從甲地移到乙地之民，到了乙地後，絕大多數都落地生根，和游來遊去無處生根也不想生根的遊民，自有本質上的不同。
回過頭來再看遊民文化。請允許我當一回文抄公，摘引幾段學泰兄的文字：
遊民與匍伏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不同，他們脫離了社會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許多遊民無妻無子)。他們是沒有根基、隨著時勢浮沉遊蕩的一群，暫時獲得的謀生的手段極不穩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們有一種不安全感和焦灼感。這決定了他們對現存社會秩序的反叛性，從總體上說他們是反社會的，而且，時時都有可能引發出破壞一切的能量。
遊民又一無所有，為求生存，他們富於進擊精神。這一點與大多數國民退縮保守的性格不同。他們是我國傳統社會中最具有政治主動性的一夥，敢於索取屬於他們甚至是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特別是在社會動亂或改朝換代之際，他們是敢為天下先的，並常常在世事的變化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他們憤世嫉俗，反對一切貧富不均，但同時又夢想一夜暴富，坐擁百城，而且為此不擇手段，為財而死；他既可打家劫舍、劫富濟貧，也會騷擾百姓、為害鄉里，加劇社會矛盾；他們標榜江湖義氣、四海一家，但又往往拉幫結派、內訌內鬥不斷，為了個人私利或幫派利益，反目成仇，聚眾械鬥，心狠手辣；他們既反對封建專治權利的代表--官府，又崇尚暴力、權威，以暴易暴；他們既不滿當代最高的封建統治者，又幻想取而代之，或者輔佐造反的英雄做打天下的開國元勳，封妻蔭子、福祿綿長。在鬥爭中，見勝利則趨之若鶩，敗則作鳥獸散，甚至淪為舊統治者的走狗。即使他們推翻了舊的封建統治者，也馬上會成為新的封建統治者。
引文就此打住。寫到這兒，我們已可清楚地看出移民、移民文化與遊民、遊民文化，二者既存在著一定的共性，也存在著許多本質上的差異。
二者的共性是：
移民和遊民都拒絕了"故土難離"的信條，都認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抱定了"向前走，莫回頭"的決心，勇於到外面的世界闖天下。因此他們都不愧為勇於突破窠臼敢為天下先的闖將，而且對闖天下抱有較高的期望值，都敢於充當冒險家。因此，移民文化與遊民文化都是敢字當頭的文化，都是破字當頭的文化。
二者的差異是：
移民進入新天地，經歷或長或短的時間後，即在新的沃土上落地生根，由阿拉寧波變做了阿拉上海，並引以為自豪；遊民則習慣于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並不想或不能(有案在身，不敢久居)落地生根。
移民在新土地上落地生根後，勇於吸收外來的新事物，不像遊民只顧眼前利益，對新舊事物都不感興趣。儘管移民與遊民都有破字當頭的精神，但移民既敢於破舊又敢於立新，而遊民則一破到底，直到他們坐了龍庭，到了非立不可的時候，才重新揀起被他們砸爛的舊統治機制，實現一個名符其實的新瓶裝舊酒。
移民期盼落地生根，因而總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社會秩序，在秩序內盡可能多地擴張自己的利益；而遊民則具有先天的反社會性，蔑視一切秩序、規範、公德和一切對他們有所約束的東西，只熱衷於他們自己的幫派秩序。
移民闖碼頭，為求生存也為儘快脫貧致富，練就一副靈活的經濟頭腦。在他們身上往往染有濃重的商賈氣。而遊民致富靠的是強取豪奪，商賈在他們眼中是奪取的對象，只有胳膊粗力氣大臉厚心黑才是致富的本錢，所以遊民身上總帶有一股流氓氣。
就以上幾方面的異同來看，同樣離別故土闖碼頭的移民和遊民，他們的謀生手段、人生追求、思維模式、處世哲學都有很大的差異，其最終的結果是移民與遊民成為兩個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會階層。移民文化與遊民文化也各奔東西，分道揚鑣。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後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的進程將日益加速，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將轉進城市，但願這數以億計的離土的人群中多一點移民，少一點遊民!
三、遊民研究與城市社會學
我是學建築的，曾多年從事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所以看了學泰兄對遊民研究論著中涉及的中國古代城市史和古代城市社會學的分析後，我特別敬佩他的跨學科知識的深厚底功，和綜合的系統思維的縝密。給我印象至深的是他在《中國流民•序》中說的：
儒家認為周代實行的是井田制，這種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其實是無遊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敗壞，農民、手工業者或商賈脫離了原來的定居點與相應的職業，就成為"遊民"。
宋以前的大城市多採取封閉的城坊制。所謂"城坊"，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坊，坊的四周築有高牆。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門朝啟夕閉。隋唐的國都長安就是這種類型的城市。它有一百多個坊，商賈雲集的東、西市與居民所住的坊分開。晚上坊門關閉，坊角有警衛，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准夜行。這種城市容納遊民的能力很差。到了宋代，大多數城市打破了封閉凝固的城坊，一變為市民居住區與商業區相互混雜的街巷制(與現在城鎮類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臨安，商業服務業都十分發達，許多食品店通宵服務，這為遊民提供了糊口謀食的機會。北宋時期人口膨脹，土地兼併激烈，失去土地的農民湧入城市成為生活極不穩定的遊民。
的確，遊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它和城市的發展、開放型的城市結構的出現，以及人口的過度增長，生活資料的相對匱乏，以及官場的腐敗、貧富差距的拉大，都有著密切的機緣。
再看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的城市社會學，雖然它並不屬於新興學科，但由於社會學在我國曾消失了近三十年之久，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的城市社會學只到80年代才重新出現在高校的講壇上。
城市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的概念、觀點(視野)、方法研究城市社會的學科。它的使命是正確地認識和掌握城市社會的發展規律，為制訂正確的城市發展方針、政策提供科學的依據，以提高管理城市水準。
城市社會學誕生於西方的工業社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該學科的創建做出極大貢獻的美國芝加哥學派。19世紀下半葉南北戰爭後的美國，工業革命浪潮席捲全國，城市化的進程空前加速，1880年才50萬人口的芝加哥，到1930年增長到337萬，一躍成為美國第二大城市。大量的移民湧入芝加哥，使芝加哥成為種族混居、藏汙納垢的大都會，成為犯罪率直線上升的罪惡之都。正當此時，芝加哥學派率先走上街頭做實際調查，分析了許多複雜的社會現象後，提出了積極的診斷和處方，為芝加哥的健康發展，也為城市社會學的學科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
二次大戰後，和平環境下人口迅速增長，再次出現了城市化的高峰，相繼出現了人口老齡化、青少年犯罪、離婚率上升，以及各種心理畸變等新的社會問題。因此，1955年出版美國學者柏吉爾的《城市社會學》一書，特別增加了病態社會秩序的研究，日本學者大橋熏的《城市社會病理》一書，也對現代城市病做了詳細的診斷。但由於西方國家沒有我國特產的遊民與遊民文化，因此，當世紀之交中國的城市進程加速時出現的遊民急速膨脹，和遊民文化一步步向主流文化逼進的嚴重局面，都是西方學者未曾接觸過的新問題，從他們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診斷和處方，更沒有有效的免疫疫苗。因此，我以為學泰兄對遊民與遊民文化的研究，有著開創性的貢獻。但接下來應該有社會學和城市社會學的學者接過接力棒，對因遊民與遊民文化迅速膨脹導致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城市病，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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