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社會狀況，正統的觀點都會認為這個東方國度是在孔孟教化之下的“以仁為體，以禮為用”的禮儀之邦。在這個文明的社會裏，優雅的儒學起著主導作用，睿智的佛家和道家成為人們恰當的精神生活補充，民眾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和長幼尊卑的家族秩序下有序地生活——也正因為如此，中國還成為“亞洲價值”的搖籃。然而，這是否就是歷史上中國社會的全部？顯然不是。
所以在吳思寫出《血酬定律》和《潛規則》，用自己發明的“血酬”、“法酬”、“潛規則”、“源規則”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邏輯來描述解釋中國歷史和社會運行規則後，人們據此發現了原來歷史竟是如此！因此，這兩本書不僅引起書市上熱烈的反響，還引起學術界的驚奇。在吳思的剖析中，我們看到正統史學忽視了很多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定律”和“規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吳思讓一些有心人多了一把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鑰匙。
與吳思在概念和邏輯上讓人們發現“被忽視的歷史”相類似，王學泰在有關“遊民”方面的研究，在感性、具體材料的層面，給人們提供大量的資料，對歷來被文人學士所忽視的一個重要社會群體有了新的理解。正因為如此，他在1998年撰寫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被李慎之先生稱為“發現另一個中國”。時隔將近十年之後，王先生在原有的基礎上，“耗時半載”，在該書的基礎上又進行修訂和增補，完成《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提供了更全面的資料和一些新的觀點。
在王先生看來，中國古代社會的確是宗法社會，但在這一主流社會之外，存在很多“脫序”的人。由於朝代的更替、持久的戰亂、土地兼併、自然災害等原因，有很多人失去土地和家園，失去了進入主流社會上層的途徑，成為被迫脫離主流社會的人。從先秦開始，脫序的人一直存在，戰國時期的遊士，兩漢的遊俠，以及歷朝顛簸于謀生之途的流民，都是脫序的人。歷代脫序的人中，有些成為打家劫舍的盜賊，有的加入殺人如麻的起義軍，還有的搖身變為帝王，對歷史和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不過，王先生認為，直到宋朝才出現“城市遊民群體”，他們生活在有別於主流生活空間的“江湖”。這是和主流的孔孟之道相隔離的，是一個隱性社會，是受宗法制度限制和保護的人難以瞭解的世界。宋亡之後，元朝政府對漢族和“南人”知識份子的踐踏使得更多文人流落江湖。遊民群體有了自己的文字，遊民意識也開始見諸文學。
朱元璋可以說是遊民文化的產物。明朝專制到後來，依然產生大量遊民。《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幾乎是遊民文化和遊民意識的最主要載體。這種遊民意識是，強烈的反社會性、破壞欲、拉幫結派、做事不擇手段、狠、殘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學者李零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裏也有個總結，說這是“苦孩子的悲劇”。在這些作品的世界裏，取代仁義禮智的，是“好漢”、“義氣”“聚義”、“江湖”、“行俠”等概念；這裏沒有“三綱五常”，有的是“論秤分金銀，一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理想；這裏也沒有教化後世的遠大理想，只有報仇和獲得利益的短期目標。明朝以後，這些意識成為清朝乃至近代諸多秘密會社如白蓮教和天地會的主要文化。與歷朝官府相比，遊民社會對中國的整個民族性的影響，可能更甚於孔孟之道。
給洋洋灑灑七十萬字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作最好總結和昇華的，大概還是將近一個世紀前的著名報人黃遠生的《遊民政治》一文。黃遠生寫道，“吾國數千年之政治，一遊民政治而已”。為什麼中國是遊民政治？黃遠生在與西方“法治國”比較後的結論是，“大抵專制之制、家庭之制，或虐人以食，或仰人以食，故最能叢生遊民。而法治之國第一要義，在人人有自治能力，養於其業，不養於無義與無恥及一切不當之財。故夫自治之國，自養而養人，謂夫群生相資也。遊民之國，相率而食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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