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閱讀了一本書，這本書籍所談論的事物，都如同我們人生中的陽光和水一樣的東西。
當我笨手笨腳地試圖告訴別人這本小說的內容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愚蠢。《新人生》這本小說懲罰著書中的主人公“我”，此人必須經歷而後明瞭，絕對不可能成為“先知”者。
人生的奧秘，時間的奧秘被奧爾罕•帕慕克這雙過於擅長“講述”的手調配著，那些文字宣洩著情緒，不可抑制地走向“奧秘”的答案。帕慕克的《新人生》是小說中的極度遊戲，哪一種作者可以把嚴肅的思考用遊戲方式呈現，這種作者肯定是這個媒介之王，他會成為“小說”的主人，他絕不深情於自己小說中“主人公”的命運，他只是“小說”本身的造物主。
關於“小說”，帕慕克在這本小說的結束時刻極為吊詭地說道，“小說這種新奇的玩意兒是西方文化最偉大的產物，和咱們國家沒半點狗屁關係……而不如說是我對操弄‘小說’這外來玩意兒，手法還太粗糙，不夠嫺熟。”帕慕克在此以守為攻，明處是謙虛，自己給自己找臺階，暗處肯定是得意和宣示。不過，這段話對我而言觸動最深的乃是人家承認一個大前提“小說”乃別人的發明。中國太多從事“敍事職業”的人，估計很難發自內心承認我們現今從西式小說到美國電影，從莎士比亞到斯皮爾伯格，種種敍事規則和美學趣味都和我們自己的傳統沒有關聯，要學就得誠懇，要學就得徹底。
《新人生》中佈局的自然是關於“新人生”的辯證思考，新人生的幻想來自一種對新人生的內心需求，而新人生新世界的描述也確乎是一個傳統的技藝，帕慕克毫不留情地在書中調侃了這種技藝傳統。而且你最終會發現帕慕克書中所提及的那本《新人生》，只不過是他父親的好友雷夫奇叔叔給成人寫的一本童話書而已。童話中反反復複地講述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關係，而帕慕克在《新人生》中，也如同他的其他作品中一樣，構成了這樣一個內在討論的維度。
這裏面將偵探的名字都用名表來命名，這些表主要是瑞士的，有兩個特殊狀況，一個是前蘇聯的，一個是日本的。名表和槍支，用帕慕克的話來說是讓土耳其人能徹底忘記其外來屬性的舶來品，這種辛辣和深思就鑲嵌到關於“新人生”的求索中。“新人生”乃是禁地，尋找“新人生”乃是危險的行為，因為它挑戰了現實，但是“新人生”卻不過是在需求“新人生”欲望驅使下的童話體驗。第三世界的困境或許就明白無誤地在《新人生》中呈現出來。
帕慕克讓“我”最後拜訪的是“新人生牌奶糖”的製造者，這種糖果五六次安靜地出現在故事中，“我”探索出了它的主人，一個已經雙眼失明的老人。他印刷了拙劣的詩歌在糖果包裝紙上，在這糖果最暢銷的時代，他每天要寫二十首詩歌。“我”在這之後，只能踏上歸程，而且在到家之後，再也不想踏上另一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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