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瀾治學，博涉經、史、子、集四部。他在諸子研究上用力頗多，著有《諸子略義》一書，該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多言他人所未言，發他人所未發。書中的獨到見解及其所昭示的治學精神，均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上世紀初，關於先秦諸子之源起，曾發生過爭論。梁啟超、夏曾佑等人堅持自班固以來的出於王官之說，但胡適反對這一說法，認為諸子之興與王官沒有淵源關係，他將王官比作歐洲中世紀的教會，其不會容忍私家學術的存在，於是將諸子興起之因歸於“救時弊”的現實需要。範文瀾沒有趨同於哪一說，而是就歷史實際，考探諸子百家之淵源。他說，西周之世，學在王官，平王東遷後，官學流散四方，春秋末因政教陵夷，而怪說漸起，孔子“刪訂六經”，“誅少正卯”，即撥亂反正，絕其異端。春秋戰國之際，儒家獨盛，待七十子後，儒學窳敗蠹政，此時戰禍益急，民生益困，墨子出而倡儉約，“僈差等”，非禮樂。此時老子已出，其“推原禍亂，由於多智，於是唾棄仁義，別標道德，清虛無為，崇尚權術”。“綜核諸子學派，儒墨道三家而已，紛紛者皆其支與流裔也。”範文瀾在澄清諸子淵源的同時，亦概括諸子蜂起之因，一概括為“針敝俗救世病”，“猶疾疢遽發，醫師湊至”；二概括為利祿使然：“百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取合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友，下亦不失安居哺啜，無稼穡之勞。利祿所存，眾人趨焉”。範文瀾鏡考源流，具體近情，合乎複雜的歷史實際，相較之下，梁啟超、胡適等均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
古代學術研究宗旨之一，即辨別而彰明之，但因歷史的距離和學術問題本身的複雜，而有難以厘清之問題或誤斷之現象。範文瀾在這一方面，不乏發明、糾誤之功。如莊子之學，自司馬遷始，被歸入道家，但範文瀾認為，此非知本之區分，莊子實為“別儒”一派。他論曰，莊子乃極端自然主義者，棄天下、功名、自我而尚自然；老子重權術，“所謂清虛卑弱，皆禦人之術。無為而實有為，無欲而實大欲”，這與莊子之學“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故《莊子》“自序之《天下篇》”明言老聃、莊子有著不同的思想淵源。他據《養生主》、《人間世》、《大宗室》、《天下》等篇中的內容，斷定莊子之學出於孔子，師授于顏氏之儒。此論，“信而有征”。再如論韓非之學，司馬遷等認為韓學出於老子，但範文瀾認為，“韓非言法出於荀子之禮學；言術則出於老子之權詐，未可並一談”。從上述二例，可管窺《諸子略義》在“辨章學術”上的價值。
近現代之交，批孔之風盛行，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均參與其中。範文瀾沒有隨風氣轉移，而是以“平正之態度，察孔子之時代，求孔子之義旨”，推尊孔子的文化貢獻：“三代文化至孔子而集大成，後世政教，自孔子而導源，孔子者中國文化之總體，其精神之常存，當與人類歷史同其運命者也”；頌揚孔子力挽狂瀾的積極有為精神：“孔子所處之時代，譬猶大廈將傾，而欲一木支之，雖避世疾俗之士，已謂為不可，然孔子則知其尚可為也”；並駁斥“偏激”、“苛細”者之批評。範文瀾曾用“專、通、堅、虛”四字總結自己的治學經驗，其中“堅”即指觀點上的堅定性。在對待孔子的態度上，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批孔，也沒有像復辟派那樣極端地“尊”孔，而是實事求是地給予評價，這種不以風氣為輕重的治學態度，彰顯了“堅”的學術品格。
範文瀾在治學上，強調身心的投入。他曾說，做學問，就別想著當官；要想當官，就不要進研究所，所以，他鼓勵研究者要持吃冷豬肉的心態。中國古代，道德文章高者，死後有資格入祀孔廟，牌位分置兩廡，分享冷豬肉。有吃冷豬肉之心態，自然不會急功近利，自然也坐得住冷板凳，治學也自然能臻于嚴謹、扎實之境。所以，範文瀾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對聯自律和教人。《諸子略義》雖然以授課講義成書，但也是範文瀾坐冷板凳之傑作，他曾以“窮若干之日力，造是書竟”語句自評之。是書“取材務考其信”，“樹義必衷諸古”，故無空言，無妄言；“肆志穿鑿，強古人合我軌轍”之著述，不能與之比肩也。
《諸子略義》是著者1926年至1927年間在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授課的講義，1927年初印。《諸子略義》刊印後，至今流傳不廣，但作為獨絕之作，必會知者漸增，影響漸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範文瀾全集》，《諸子略義》得以再版，收入全集第二卷。（來源：光明日報）
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