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8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科研成果發佈暨《中國近代通史》出版座談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報告廳舉行，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江蘇人民出版社共同承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武寅、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中國社科院機關黨委副書記張昌東、張順洪等領導同志，法蘭西學士院巴斯蒂教授、知名學者金沖及、李文海、龔書鐸、章百家、步平、林甘泉、邵維正、熊月之、朱英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人民網、求是雜誌、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中新社、中國青年報、《中國圖書評論》、中國新聞出版報、《全國新書目》等二十餘家媒體出席會議。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武寅，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鳳凰傳媒集團董事長譚躍講話，知名專家李文海、龔書鐸、章百家、熊月之、朱英做學術發言，本書主編張海鵬、出版社編輯代表吳源分別介紹本書寫作和編輯出版情況。
武寅表示《中國近代通史》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開創了新局面。鄔書林對該書的出版表示了祝賀，並勉勵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進一步探索出版原創性學術佳作的良好機制。
10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學術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集體編撰，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500萬字，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專著，是史學界和出版界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大文化成果。
編寫一部反映自1840年－1949年完整大型的近代史專著，是我國幾代近代史學者的夙願。範文瀾先生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劉大年先生主持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稿》，都只是寫到義和團、辛丑合約簽訂。胡繩先生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也只寫到五四運動，而且只限于政治史。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有關近代史的專題史研究，諸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關係等方面的專著和論文為這部通史的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學術基礎。中共中央檔案、軍事檔案館檔案、臺北“國史館”資料、美國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珍藏的檔案，在《中國近代通史》的編撰過程中得到新的發掘和應用，並綜合參照港臺及海外學者的學術成果，《中國近代通史》的出版可謂當其時而厚其實。該書由中國社科院前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海鵬主編，1999年啟動編撰工作，為中國社科院“十五”重大課題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十五”重點圖書，經整整八年的艱辛研究和寫作，終在前人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完成，對我國近代史的研究做了一次全面的總結和有力推動。
《中國近代通史》共分十卷：
第一卷，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概說。
第二卷，近代中國的開端（1840－1864年）。
第三卷，早期現代化的嘗試（1865－1895年）。
第四卷，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1895－1901年）。
第五卷，新政、立憲和辛亥革命（1901－1912年）。
第六卷，民國的初建（1912－1923年）。
第七卷，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年）。
第八卷，內戰與危機（1927－1937年）。
第九卷，抗日戰爭（1937－1945年）。
第十卷，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年）。
與會專家們一致地肯定了《中國近代通史》的特色。
第一，《中國近代通史》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認為，該書很好地體現了四通：通前後、通左右、通內外、通繁簡。《中國近代通史》以往以1919年為界的老框框，匡正了長期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分為中國近代史（1840－1919）和中國現代史（1919－1949）兩個時期的認識，從1840－1949年的中國歷史進程出發，宏觀把握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特點，前後呼應，首尾相承，一氣呵成，體現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軌跡，可謂通前後；《中國近代通史》以政治史為主幹，涉及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思想史、社會史等各個方面，是謂通左右；綜合參考了海內外新的研究成果，並且有自己的判斷，是謂通內外；全書各卷在體例、篇幅安排上重點突出、繁簡得當，是謂通繁簡。此外，還有學者認為，該書難得的是在寫作和編排上實現了理通，注意到全書體例、前後觀點一致，並且是在充分掌握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做出歷史判斷，既把握住救亡、革命、變革的歷史基調，也注意到了這段歷史的現代化進程，實現了史、事、人、論的良好結合。
第二，該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了中國近代史的政治史範式與現代化範式，既彰顯了近代中國謀求獨立、平等的主題，也體現了中國人謀求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努力。多位專家認為，否定政治史、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對深入研究社會史、思想史、邊疆史等並無好處，相反，政治史、經濟史研究的視野開拓和深入進展將有助於其他方面的近代史研究。《中國近代通史》在肯定救亡、變革、革命的歷史主題的同時，適當地肯定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國民政府的現代化努力，體現了學術視野的開闊、深刻和學術創新的勇氣。
第三，《中國近代通史》在繼承了良好學風的基礎上體現了學術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知名學者李文海教授表示，該書給他留下兩個強烈印象。一是寫作方法給人以強烈印象，感覺作者寫作時不是從概念出發、條條框框出發，而是從客觀歷史真實出發，仔細爬梳史料，進而作出歷史判斷，從而讓這部書充滿立體感、充實感和可讀性。二是史料的運用給人以強烈印象，一些以往未曾注意、新近解密的檔案進入撰寫者的視野，並且得到了合理而獨到的闡釋。正是因為這些基本功夫到家，《中國近代通史》做出了學術創新。李文海教授表示，梁啟超先生《儒家哲學》一文提出不能以新、舊、古、今這些標準來簡單衡量學術上的創新與守舊，正確與錯誤，學術創新是應該在充分繼承前人的成果基礎上，加強了薄弱環節，填補了空白，或者在某些方面上了一個臺階……這都應該算是史學研究的學術創新。它不是簡單的翻個，不是徹底推翻舊說，而是在避免簡單化的基礎上有所創獲。他舉例說，該書第三卷有關洋務運動的論述：洋務運動是一場沒有形成國策、從上到下不一致、以部分封建官僚和紳商推動的局部的早期現代化運動，體現了學術創新，此外，該書有關清末新政、抗日戰爭等方面都很好體現了學術創新的特色，也體現出很強的現實性意義，實現了全書指導思想與具體編撰的契合。李文海教授同時表示，該書也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地方，他個人就對個別提法有不同看法，但他明確表示這不是品質的問題，這是屬於百家爭鳴的問題。
第四，該書在歷史文獻和檔案的使用上有新進展，特別是對新發現的史料尤為重視研究和利用。這個特點得到了與會學者的一致讚譽。該書各卷作者盡可能利用了已經出版的各種檔案文獻，還注重綜合參考運用海峽兩岸就相同人物或主題出版的史料，比如運用大陸出版的《孫中山全集》《孫中山年譜》和臺灣出版的《國父全集》《國父年譜》等。此外，各卷作者還費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國文全集》《國父年譜》等。各卷作者還費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各檔案館存檔資料，其中不僅有以往利用較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資料，還有以往利用較少的中共中央檔案、軍事檔案館資料，以及臺本“國史館”資料，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檔案和美國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珍藏的檔案資料。由於既充分利用新史料，又重新檢閱舊史料，對一些過去因史料未能弄清的史實得以澄清本相；對傳統的一些觀點，依憑新史料，重構史實，能夠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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