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寧波、紹興等地區，明清以來有過一個賤民階層，被呼為墮民，又叫惰民、惰貧。墮民很有名，魯迅曾寫過一篇《我談“墮民”》的雜文。對於墮民，我原來只知其名，不知其詳，近兩天，看了寧波作家王靜女士寫的一本研究性的調查報告《中國的吉普賽人——慈城墮民田野調查》(寧波出版社2006年出版)，得以窺見了墮民的許多歷史情況，由此也產生了一些感想。慈城，是甯紹平原上的一座古鎮，曾經是墮民的聚居區，若要研究墮民問題，拿它來作個案，真是再合適不過了。慈城的墮民村，可以說是一副墮民的活標本。
一、封建等級架構中的所謂“賤胎”
在古書上，常可見到“齊民”的說法，齊民大體是指士農工商這四民，在封建法律上，這四民屬於良民的範疇，而墮民則不在其中。墮民是身隸賤籍的，是法定的賤民，他們是沒有“良民證”的。他們的賤民身份，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來。首先，人們稱呼這個階層，用的都是“墮”、“惰”、“貧”這樣的醜陋字眼，這顯然是一種歧視和羞辱。從職業上說，墮民幹的都是所謂“賤業”。清初文獻《墮民猥編》(魯迅在雜文中引用此書時，誤為《墮民猥談》)上說，墮民“男子則捕蛙，賣餳……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臉，鐘鼓戲劇，種種沿門需索。其婦人則為人家拗髮髻，剃婦面毛，習媒妁，伴良家新娶婦，梳發為髢”。都是士農工商之業以外的被人瞧不起的卑賤職業。慈城墮民也是這樣，他們只能從事像屠宰、剃頭、抬轎、詳夢等賤業，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許通過捐納做官。在穿衣、居住、婚配等許多瑣細的日常生活事項方面，他們也受到很多苛刻的限制。他們是一群被主流社會遺棄的，備受歧視和欺淩的人。在他們頭上，不僅壓著官府和地主老財，就是一般士農工商，也可以賤視和欺淩他們，在慈城的四民眼裏，墮民是“天生的賤胎”，許多四民甚至認為見到墮民都是一種晦氣，需要用吐唾沫和念咒語來破解。
那麼，墮民的這種卑賤地位，在當時的封建階級或等級架構中，處於一種什麼位置呢？瞿同祖先生的名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回答了這個問題。瞿先生的書有一節叫作《良賤間的不平等》，其中說，中國歷史上的社會階級，貴賤是一種範疇，良賤又是另一種範疇，貴賤是指官吏與平民間的不同地位，良賤則是指良民與賤民之間的不同地位。瞿先生的分析，讓我豁然明白，中國歷史上的社會階級，並不像以往在階級鬥爭的年代中我們所理解的那樣，只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分，亦即貴賤之間的區分，而是在被統治階級中，即平民中間也是有等級區分的，這就是良賤之分。四民與墮民就是良賤之分(《清會典》注:“四民為良”)，雖然他們都處在與權貴(皇帝、貴族、官吏)對立的地位上，但他們之間，也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和對立的情形。墮民到四民家去做工，作為主顧的四民就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們就是四民的奴僕。墮民路遇種田的農民，也要尊稱為“種田官”，見到年老些的四民，便要尊稱為“老爺”。清人王煦寫過一首詠墮民的小詩，首句是“平民莫笑墮民低”，這裏說的“平民”就是四民，這句詩也反映出四民與墮民之間的差異與對立。
瞿先生在書中舉出賤民的種類時，也提到了浙江的墮民，同時還舉出了與浙江墮民相類的山陝樂戶、江南丐戶和廣東蜑戶。瞿先生對於墮民等賤民階層的解讀，讓我想到了青年時代讀《共產黨宣言》時不大理解的一句話，《宣言》說，“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第”。現在，我對這句話比較理解了。我想，四民與墮民所處的不同地位，不正是平民階級內部的“獨特的等第”嗎？
慈城墮民的地位之卑賤，生活之艱辛，真是令人唏噓再三。官規族約和鄉風民俗竟給墮民定下了多達十條的苛刻的禁忌:“一禁入學讀書，二禁進入仕途，三禁從事工商，四禁耕種田地，五禁與平民婚配，六禁高聲說話，七禁昂首闊步，八禁聚眾集議，九禁夜間喧嘩，十禁成群結隊。”墮民居然連高聲說話、昂首闊步都不行！于此可以想見墮民平時那種瑟縮、卑微的樣子。這十條禁忌，正如王靜在書中所說，剝奪了墮民的言論權、生存權、受教育權和人身自由權，墮民簡直比乞丐還要卑賤。墮民的這種卑賤地位，又是世代相傳，永世不得翻身的，正像俗語所說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墮民只能像老鼠一樣，世代打地洞，世代受人欺壓，受人淩辱。這讓我想起古代印度的種姓制度，墮民真好比就是種姓制度下的那些可憐的“不可接觸者”。我更油然想起了“文革”年代的血統論，想到了所謂的“黑五類”，所謂的“可教子女”。
二、魯迅談墮民
魯迅家鄉一帶，有墮民分佈，魯迅說他幼時常能見到墮民，墮民因此自然引起了魯迅的關注。他寫的雜文《我談“墮民”》，主要談了墮民的緣起和心態。關於墮民的緣起，歷來眾說紛紜，王靜的書介紹了幾種。一說是，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說，墮民是宋將焦光瓚部屬的後裔。焦光瓚部屬投降金兵後，宋人痛恨投降者，便把投降官兵的後裔貶為墮民。一說是明太祖滅元朝後，元朝降兵乞求勿殺，寧願在民間為奴，於是被貶為墮民。一說是明太祖討定陳友諒後，陳氏部卒不肯投降，又不便殺掉，故把他們貶為墮民。還有一說是，明初靖難之役(即燕王朱棣篡位)後，諸臣抗命者的子女被貶為墮民。
魯迅根據歷來相傳的朱元璋曾將墮民的家門掛上“丐戶”的牌子等說法，大體相信墮民的緣起是與朱元璋或朱棣有關的，他不大同意墮民是宋將部屬的後裔的說法，他說，“明太祖對於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決不會來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將的”，魯迅的這一推測，我想是正確的，因為在明代以前的史料中，未曾發現過有關墮民的記載。魯迅又推測，“他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也說不定”。魯迅的這個說法，與“墮民是靖難之役抗命諸臣的子女”這一說法頗為相近。但這種說法，王靜是不認可的。王靜根據許多文獻記載和田野調查的資料，認為墮民應是元末駐守在寧紹一帶的蒙元士兵的後代。元朝被推翻以後，駐紮在北方的元兵退回到了蒙古草原，而駐守江南的元兵則無法回鄉，於是被明朝貶為墮民。這個結論，實際也指出了墮民的民族來源，即墮民都是北方蒙古族人的後代。王靜為確立墮民為元兵後裔這一論斷，列舉了九條理由，我看還是很有說服力的。其中有一條是著名戲劇演員六小齡童(章金萊)的口述，我看可以看作是墮民緣起的最通俗的解釋，他說:“我家其實是元末蒙古族的後裔。我的祖先隨著蒙古騎兵的鐵蹄踢踏，從大漠黃沙的塞北，來到了山清水秀的越國江南。朱元璋滅了元朝建立明朝之後，就把所有留在南方的蒙古人貶為墮民……”這條口述材料應當是可靠的，因為一則章金萊肯定是墮民的後代(墮民的名聲不好，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不是墮民的後代肯定不會自稱是)，二則這條材料無疑是一條家傳口碑，是關於他們的家族史的原生態的敍述。
墮民在明代的戶籍上是被定為丐籍的，《墮民猥編》上說:“明太祖定戶籍，匾其門曰丐。”這位朱皇帝在墮民的家門上標出丐籍，大概是為了羞辱和便於控制墮民。墮民的丐籍後來被某位皇帝除掉了，但他們仍舊居於被人歧視和奴役的地位，仍舊是類似奴婢一樣的人，因此魯迅在雜文中稱這些已除掉丐籍的墮民“是一種已經解放了的奴才”。王靜在書中說:“田野調查發現，慈城人很少稱墮民為丐戶。”這大抵是由於墮民的丐籍已被除掉的緣故。
關於除掉丐籍即“解放”的時間，魯迅推測，“這解放就在雍正年間罷，也說不定”。魯迅的推測應該是有根據的。王靜的書中錄有幾篇關於解除墮民丐籍的檔，一篇是明朝洪武年間的，四篇是清朝雍正年間的，據此來看，墮民解除丐籍的時間，大體應不出這兩個朝代，但比較起來，佐證雍正年間解除丐籍的檔更豐富，似應更可靠些，所以，魯迅推測說墮民丐籍的解除在雍正年間，應該是不錯的。我總覺得魯迅大概多少看到過一點這類檔，如上舉的一份記錄雍正除籍的檔，見於清末以來很流行的徐珂編的《清稗類鈔》，而這部書魯迅肯定是非常熟悉的。魯迅的推測當是本於這類檔，而這類檔又有二說，所以魯迅的推斷便沒有把話說死。
魯迅在《我談“墮民”》中是把墮民稱作“奴才”的，這個“奴才”，我想有兩重意思，一是說墮民處在被奴役、被歧視的地位，二是說墮民有奴才心態。魯迅寫道:“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麼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這裏的“走”字，是專指到主子(主顧)家去做勞役。對這位墮民婦人的勃然變色，我原來很不理解，解放了，平等了，怎麼還不樂意呢？對魯迅說這段話的含義，我也弄不大明白。看了王靜的書才知道，原來墮民雖然地位卑賤，但由於許多人在富裕人家做活，生活有時比四民還穩定，所以便養成了一種依附主子、自甘為奴的奴才心態。魯迅在這篇雜文中對他們這種奴才心態頗為感慨:“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所謂出錢買做奴才的權利，是指墮民花錢去買到某個主子家服役的機會，即服役權。那些作為服役對象的主家，被墮民稱之為“腳棣”。魯迅的回憶和感慨，顯然含著一些譏諷墮民有奴才心態的意思。魯迅的同鄉、清代作家范寅對墮民也曾有過類似的譏諷性的評論，他在《論墮貧》裏說，墮民“其境堪憐，其情堪憫，而其行實在可賤焉”。這種評說，實際也是社會上一般民眾對墮民的印象。
魯迅一生最痛恨奴顏媚骨，奴才思想是他在文章中經常譏刺的物件。他把墮民稱之為“奴才”，並引述自己的見聞來譏諷他們的奴才心態，這實際是他貶斥奴顏媚骨的一貫態度的一縷流露。魯迅對於墮民的苦況當然是悲憫的，但在悲憫的同時，又抱持著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境。這種看似冷峻，實則極為理性的心境和態度，是魯迅對於舊中國愚弱國民的一貫態度，對待墮民，自然也沒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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