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的心是隨著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的。新聞事業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一個部分，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紀錄和總結。一個記者最感欣慰和最大滿足感是能夠親自挖掘和報導時代發展的重大的、具有深遠意義的事件。
最近出版的李永明所著的《我的記者生涯》(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就是以上個世紀60年代到上個世紀末，在中國的近鄰東南亞地區發生的轟轟烈烈事件為主題的真實紀錄和總結。儘管當時有關這一地區重大事件的紀錄、評論、分析和各種形式的報導以及圖像，曾是世界各國報章雜誌的頭條，也常常佔據了各國電視和廣播電臺的黃金時段，但是，《我》一書從另外一個角度，從一個親身經歷這些重大事件的記者的視覺，向人們道出了許多未曾報導的細節，披露了一些內幕，有些“小故事”是鮮為人知的，這也許是這本書的最突出的特點和最引人之處。
中越關係惡化的癥結
《我的記者生涯》花了相當大的篇幅，敍述了作者于上個世紀60年代中到80年代初，在越南留學和在新華社河內分社任記者的經歷。顯然，在中國和越南“同志加兄弟”的年代，特別是在胡志明時代，他沐浴在中越兩國友好情誼之中，深切體驗到胡志明主席的關愛。
與時下年輕人崇拜影星、歌星的各種各樣的“迷”一樣，作者所崇拜的是像胡志明那樣的偉人。從《我》一書中可以看到作者對胡志明主席充滿了敬仰和愛戴之情。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中越兩黨和兩國圍繞一系列問題產生了分歧，最終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對於中越之間的恩怨，外界雖已有不少報導，但是，作者以親臨其境的感受，向人們道出了一些導致兩國關係惡化的根本因素和具體情節。例如，在中越邊界戰爭期間，一些駐河內外交使節要求到新華分社避難，要求作者為他們作擔保；有精神病的老太太“爬”到新華社的汽車裏；以及中國副外長仲曦東在華僑問題談判時，拍桌而起，怒責越南副外長等等。
全程報導越南與鄰國交惡過程
毫無疑問，上個世紀的最後40年，無論對於中國，對於美國，還是對於全世界，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年代。首先是60年代初，美國全面捲入越南戰爭，開始了一場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規模最大和程度最為激烈的區域戰爭。這場戰爭一打就打了15年，耗盡了雙方的精力。接著是越南與柬埔寨之間的侵略和反侵略戰爭，再到中越兩國的邊界戰爭。作為幾乎是從頭到尾全過程的觀察者和見證者，作者以親身經歷，描述了這些事件的醞釀、發生、發展和最終解決的各個階段的過程，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我》一書另一個占了相當大篇幅的是，作者在新華社新加坡分社工作的記載。這裏面著重講述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向新加坡“取經”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轉口貿易、第三產業、金融、交通、旅遊、高科技，甚至包括綠化種樹等各方面經驗。
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初，中國讀者對新加坡的瞭解還十分有限。通過新華社記者的報導，新加坡的一切在中國讀者中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中國讀者對新加坡的瞭解也隨之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和友誼也不斷增加。當時，在中國各地的報紙上，新加坡新聞是最受讀者關注和歡迎的。
二訪李資政文章
在中國受高度重視
作為駐外記者，採訪駐在國最高領導人是最高的榮耀和目標。作者兩次獨家採訪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先生，並把李光耀先生對發展新中兩國經濟、外交和文化以及兩國領導人之間友誼和交情的精闢論斷及時發回中國，引起了中國官方和民間的高度重視。這些獨家專訪獲得中國報紙以醒目的標題和版位刊登，在讀者中也引起了廣泛的迴響。
可以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到本世紀初，在中國掀起了一陣“新加坡熱”。這種“新加坡熱”至今沒有冷卻，相反，卻變成了“新加坡品牌”，這在新中兩國關係史上是空前的。兩國關係發展到今天令人欣慰和滿意的階段，與兩國新聞工作者長期的努力不無關係，而李永明就是這些長期努力的新聞工作者中的一員。
中印邦交現場採訪
中國與印尼恢復正常化關係，不僅是這兩個國家關係中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上個世紀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
然而，中印恢復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我》一書記述了從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賈石訪問印尼，到兩國外長借慶祝萬隆會議30周年之際會晤，中國副外長劉述卿訪問雅加達，再到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亞洲司司長徐敦信到雅加達談具體設館問題，在許多關節時刻，李永明都到現場採訪，獲得了第一手資料，對中印兩國為恢復外交關係正常化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和遇到的複雜敏感問題有了深切的體會。毫無疑問，回憶錄中有關這方面的講述，使中印兩國關係的史料更加豐富和充實。
作者大半輩子奔波在東南亞第一線，隨著那裏的人與事的發展脈搏一起跳動。正因為如此，這本書以豐富的資料、明細的章節、生動的敍述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個生動而又有意義的故事，同時顯示出作者對東南亞的濃濃之情結。無論從收集史料的角度，還是追憶往事，這本書都有相當大的可讀性和參考價值。（本書自週五開始在大眾與友聯出售）(來源: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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