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剛作為党的創新理論的宣傳楷模家喻戶曉，而他在蔣介石研究方面的著述卻少為人知。
方永剛，在人們的印記中，這個名字的背後是“党的創新理論宣傳的楷模”這樣的光環和20多部與之相關的理論專著。其實，方永剛的著述遠不止這些。作為近現代史研究專家，方永剛還有一些“另類”著述:《馮玉祥與蔣介石》、《蔣介石在1949》等，而且這些有關蔣介石研究的著述過去少為人知。因為在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中，他繞不開對20世紀中國舞臺上的重要人物——蔣介石的研究。
近年來，出版界出版了很多研究蔣介石的論著，大致有這樣幾類:一類是學術刊物中，每年都有數十篇乃至上百篇研究蔣介石的專題論文，其中不乏操幽析微的佳作。第二類是全面敍述蔣氏一生的專著，已出版了好幾種，包括一些“蔣介石系列叢書”、“蔣介石政治關係大系叢書”等，有的還成了熱門暢銷書。第三類是有關研究蔣氏的資料和工具書，也出版了幾種，如年譜、大事紀等。日前，《蔣介石:從溪口到慈湖》由中央統戰部主管的華文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個中原因除了該書鮮明的個性語言，豐富、翔實的史料外，其中一個就是該書的作者是在党的創新理論宣傳方面卓有成效的新聞人物方永剛。
《馮玉祥與蔣介石》、《蔣介石:從溪口到慈湖》、《蔣介石在1949》在方永剛的著作中頗具獨特性，這也是他在歷史學科中研究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這幾本書，讀者可以更全面地瞭解、認識方永剛，也有助於我們瞭解蔣介石的思想和內心世界、瞭解一個真實的蔣介石，並有助於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
蔣介石並非是一個隻會罵“娘希匹”的“草包”、“流氓”。
長期以來，關於蔣介石，我們讀的是陳伯達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再就是《金陵春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蔣介石似乎是一個隻會罵“娘希匹”的“流氓”、“壞蛋”。《蔣介石:從溪口到慈湖》是一部關於蔣介石的傳記文學。溪口，是蔣的出生地；慈湖，是蔣的靈柩暫厝處。一個“到”字，連接了蔣一生的88年。作者用40萬字把一個逝去三十餘載的蔣介石活靈活現地重塑出來，他既沒有簡單地醜化蔣介石，也沒有貶低他的貢獻，也沒有誇大他的功績，只是用客觀而流暢的筆墨敍述了蔣的一生，充分體現了客觀、公正和實事求是的原則。華文出版社副社長李慶作為該書的責任編輯也對該書的獨特視角和行文方式深有感觸:“方永剛對蔣介石的功過評述得比較到位，並沒有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讀者，而是給予讀者足夠的空間，讓他們看完之後自己來下結論。”總體來說，方永剛把蔣介石當作有血有肉的人來寫，不僅刻畫了他的權謀、政治手腕，也寫出了他作為凡人的一面。
史學工作者不能當漫畫家蔣介石是民國政治舞臺上的一個關鍵性人物，也是中國國民黨歷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
現在談起蔣介石或出版與蔣介石有關的書是很平常的事了，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這卻是學術界的一大忌，大有為階級敵人樹碑立傳之疑。1961年初，陳毅同志提出寫一部《蔣介石傳》，要求“研究一下中國大資產階級如何從聯共走向反共，這個研究對納賽爾這樣的政治家是有積極作用的”。(劉煉:《風雨伴君行》)當時，就將這項任務交給了何干之。
很遺憾，“在他(指何干之)著手準備《蔣介石傳》時，情況又因政治因素發生了變化，在討論如何寫這部書時，所裏(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人提出:現在剛經過反右傾運動，‘左’風仍未停，而文化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難得倖免，研究所並不是避風港，也不是世外桃源，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寫《蔣介石傳》，如果有人說你替蔣介石樹碑立傳，就成了政治問題，幹之則認為，應當允許實事求是地寫。鑒於以往的經驗，實事求是又往往被認為是保守，蔣介石是十分敏感的人物，史學工作者不能當漫畫家，這部書如果只是簡單地醜化一通就沒有任何價值了。大家討論來討論去，結果還是改題目，改為《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意在既寫蔣介石代表的資產階級聯共、反共的歷史道路，也寫民族資產階級由中立走向革命的歷史道路，檢討中國共產黨對各派政治力量的政策得失。”可歎，即使以《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為名的書亦未能完稿。何干之很感慨地說:“這本書是外交部陳毅同志建議寫的，毛主席、周總理一直強調要研究敵我友三方面，我真想把它完成。”
避免蔣介石研究中常出的一些偏差
在當前關於蔣介石的研究著作中，有些著作可能出於迎合圖書市場，或出於標新立異，也可能由於缺乏真正的研究(沒有讀多少資料)等原因，常出現一些偏差。如有的對已出版的文獻資料缺乏認真的研讀。像臺灣出版的《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四十卷，一千五百多萬字，大陸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一百多卷，這些都是研究蔣的寶貴史料，但從目前出版的書刊來看，有的史實有出入，有的觀點明顯值得商榷，顯然沒有讀過這些史料。
再如，有的著作在對蔣介石的基本定位上發生游離。現在，雖然一般不用“人民公敵”、“獨夫”、“民賊”來指稱蔣介石，但應當看到，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建立後，逐漸成為第一把手的蔣不把心思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上，不去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即使在日本侵華擴大、中華民族危亡的時刻，他也沒有全力以赴進行抗日戰爭，尤其是抗戰一勝利，他馬上發動新的一場內戰。所以說，對蔣介石的歷史定位只能是，他阻礙了中國歷史的前進，是一位逆歷史而動的反動人物。而有的著作在定位問題上發生偏離，說什麼要“衝破一切禁區”、“超離政治學”，說蔣介石如何注重禮儀，如何體察民間疾苦，如何節儉簡樸，甚至說他在臺灣是實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等等。這些都沒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也有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立場。
方永剛在書中很好地把握了這一點。如在寫到“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是“剿共”，還是抗日？方永剛剖析了蔣的內心世界，認為蔣當時的心情很複雜，其真實想法是“‘剿共’一定要進行下去的，抗日這面旗也不能丟”。於是蔣決定，“剿共”、抗日兩面旗子同時舉，但是一實一虛，“剿共”下實力，抗日則是虛張聲勢，“雷聲大雨點小”。方對蔣當時的複雜心態的剖析可謂入木三分。李慶這樣評價方永剛的這本書:許多同題材書愛標榜“全面、客觀、公正”之類的字眼，方的這部書不遜於其他書，不攢、不堆砌材料，從一個解放軍高級教官的視角，淋漓盡致地還原了一個為世人爭議不休的蔣介石。
對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給予肯定。
方永剛在很多細節上很下功夫，他不僅著重用墨于中國傳統文化對蔣介石的薰陶、蔣在安葬母親時的悲情、逃往臺灣前夕的無限感慨、傳統文化對蔣介石世界觀的養成的重要作用；而且還突出了蔣介石的“一個中國”立場，強調他始終堅持中華民族的統一，如在描寫與美國的合作時，也把蔣介石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出來。同時，方還把身為領導人的蔣介石的戰略眼光凸顯出來，不像有的蔣介石傳記只是浮光掠影地輕描淡寫。
如在臺灣問題上，現在臺灣出現了一股全盤否定蔣介石的勢頭，從深層次看，這種對蔣介石的全盤否定，實質上是“台獨”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方永剛在書中對蔣介石在臺灣有一個總結，認為“蔣介石在晚年對中華民族作出的一大貢獻，是堅定不移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及時地、嚴厲地打擊台獨勢力。蔣介石在臺灣27年，第一，他反對‘兩個中國’；第二他反對‘臺灣獨立’”。
再如寫到蔣介石與中國傳統文化，方永剛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蔣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對王陽明就極為推崇，逃到臺灣後，他將所居的草山改名為陽明山。1972年，86歲高齡的蔣還為“船山學會”頒詞說:“王船山先生是我們近代史上博學深思，卓然獨立的大儒，窮盡理性，以弘揚傳統文化，居仁由義，以匡正人心……”但方永剛明確地指出，蔣提倡研究王陽明一是為了反共的需要；二是為了維護在臺灣的地位。所以，方還不無反諷地說，“王船山是一位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家，他能幫蔣‘心想事成’嗎？”
蔣介石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對其學界頗多爭議。方永剛在《蔣介石:從溪口到慈湖》一書中，這樣詮釋這個曾被咒為“蔣該死”的名字:“蔣介石，一個憑藉自信和勇氣，憑藉權謀和激情，憑藉意志響徹整個中國和世界的名字；一個曾在中國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詛咒的名字；一個在歷史的空間震古鑠今、空前絕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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