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的《開卷有疑》雖是他對中國現代史的讀書劄記彙編，但筆者以為每篇讀書筆記皆是嚴謹的學術論文。因為這些文章遠比那些打著學術名號皇皇百萬言實則是東抄西湊的學術泡沫，更重視史料的甄別和新史料的採用，視野更開闊，更注重借鑒境外學人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一點，他不是觀點先行，人云亦云地演繹一番，而是以扎實的史料為基礎，對一些已成“定論”的觀點提出懷疑，並進行邏輯嚴密的分析。
於不疑處見疑
胡適先生主張做學問要“於不疑處見疑”，這本應是學界的常識，但在浮躁風盛行的當下，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尤其是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因為近現代史離我們太近，和現實政治糾纏不清，禁忌多多，也難免帶有研究者的個人情感。正如作者書中所說：“在內地和海外，我們經常可以讀到一些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卻自詡為歷史研究的文章。嚴格地說，這不是歷史學家的作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並弄清歷史發生的具體經過和原因。然而，由於政治的、黨派的、國家的、族裔的以及階級的種種環境的影響，今天的歷史學家能夠做到客觀和超然的委實不多。”
上個世紀一連串的歷史事件至今還在左右著中國的命運，作為生活在當下的一名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要取得卓然的學術成就尤為不易，因為比拼的不僅僅是史料的佔有、個人的敏銳和勤奮。讓筆者欽佩的是，一個長期浸染在體制內的歷史學家，具有超越體制的眼光和胸懷，使自己的工作不流於瑣碎的材料考證，而是在行文中處處表現出現代知識人本應具備的民主、科學意識。———而民主與科學正是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中國知識界所追求的目標。
但是，民主科學、求真務實在學術研究中往往被作為某種旗號，實際操作卻大相徑庭，這也是當今人文學界尤其是近現代史學界少求真見疑的真學術、多概念詮釋的偽學術之重要原因。
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分析
作者當然不是一味地懷疑、然後否定舊論，如這樣便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了，而是把人物和時間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分析，盡可能做到持論公允。
他在《孫中山愛國不愛國》中說道：“其實，在歷史著作中以‘愛國’或‘不愛國’作為一種道德尺度，來評判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政治鬥爭各方的是非優劣，是一種極不科學的做法。”“歷史上幾乎任何政府，通常都會以宣揚‘愛國’心的辦法，來作為動員民眾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礎的一種重要手段。我們絕難依據是否響應某個時期政府的愛國主義號召來判斷歷史人物的愛國與否。因為，從對父祖之國的角度而言，這種愛國未必是真愛國。”
他在引用霍布斯鮑姆有關愛國主義的一番論述後，更是明確地提出：“理想意義上的‘愛國’或‘愛國主義’，首先就要確定：這個國家是否是經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選擇，並事實上是經由人民自己來行使治權的，代表全體國民自己利益的國家。”因此他在該文結尾時所說的：“歷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似乎餘音繞梁。這對今日中國人回過頭來看上世紀的歷史，以及觀察今天的社會，大有益處。
超越環境看待歷史
但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不是冷冰冰的電腦，而是生活在特定時代和特定環境下的人，無論如何超脫，也不可能完全不帶個人的情感。就如他對持“大歷史觀”的黃仁宇先生給予了很高的平價，同時又指出黃氏是一個性情中人，“也仍舊有他自己的道德和價值判斷的標準。”讀完楊奎松這本《開卷有疑》，我以為他對黃氏的評價同樣可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從太史公開始，完全沒有個人道德標準和價值判斷的史家幾乎沒有，所以楊先生也承認在分析和研究十分複雜的歷史問題時，學會在道德批判上盡可能保持沉默，說來容易，做來難。但無論要超越個人所處環境多麼困難，盡可能求真見疑，公允客觀地分析、看待歷史人物和事件，不僅是史學工作者應秉持的態度，也應對關注中國近現代史的讀者有所啟迪。這便是我讀這本書最深的感受。
《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劄記》 作者：楊奎松 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4月 定價：39.00元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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