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吳兢所著《貞觀政要》之所以能曆久不衰、傳之彌廣，是因為書中展示了為政以德的巨大魅力。書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施政觀點和經驗，是透過為政者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監督體現出來的。今天再讀《貞觀政要》，從唐太宗的君臣對話和大臣的勸諫奏疏中，仍能感受到這位盛世之君所具有的居安思危、愛才重賢、寬厚愛民和屈己納諫的為政之德。
一、居安思危，殷憂兢慎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的憂患意識是一種可貴的為政之德。而《貞觀政要》中所記述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憂患意識，則十分突出。唐太宗的憂患意識集中表現在他“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貞觀政要•論刑法第三十一》，以下省去書名，只注篇名）。他和朝中大臣懼怕唐王朝社稷不固，重蹈亡隋的覆轍，因此，特定下“論隋日”，同大臣專門討論、總結隋亡的歷史教訓。執政的前期，李世民一直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對魏征在諫疏中談到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論政體第二》）的觀點很是贊同，將其“置之幾案”，隨時警示自己。
殷憂兢慎的憂患意識使唐太宗能夠謹慎為政。貞觀五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治國與養病無異也。……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致喪敗。今天下安危，系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論政體第二》）這一通俗而又深刻的比喻，道出了他一天比一天謹慎，不敢追求享受的原因。
二、愛才重賢，知人善任
用什麼樣的人、怎樣用人，是一個君王重要的為政之德。唐太宗深刻認識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理”，把人才看做是治理國家的重中之重。開國伊始，他便態度鮮明地宣佈自己的用人準則：“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崇儒學第二十七》），並堅持寧缺毋濫，大力改革官僚機構和官場積習。
不計前嫌，有才必用，是唐太宗量才用人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位後，他對前朝的官員和原太子的臣僚採取了寬大政策，一些謀臣受到重用。如任用追隨先太子李建成的魏征即是眾所共知的顯例。對於任用的原因，唐太宗曾對不滿重用魏征的長孫無忌談到：“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然征犯顏切諫，每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論任賢第三》）原隋朝官員房玄齡，投靠李世民後受到信任，執掌政務20年，恪守職責，成為後世良相典範。隋朝舊臣李靖和李密舊部李勣也都因具有德才而被唐太宗委以重任，他們帶兵抗擊外侮，消除內患，屢建奇功。正是唐太宗這種愛才重賢、知人善任的為政之德，使得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多士盈廷，各顯其能，各盡其力，保證了初唐政治穩定和各種政策的推行。
三、寬厚愛民，恭儉節用
唐初經濟一片蕭條。面對如此局面，唐太宗深知要保持天下太平，必須愛惜民力，恭儉節用。《貞觀政要》第一篇就記述了貞觀初年唐太宗就君主與百姓關係訓示臣下的一段話：“為君之道，必須存百姓，若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論君道第一》）執政前期，唐太宗經常以寬厚愛民的政德來教育大臣，並把它貫徹到執政實踐當中，推行輕徭薄賦、不誤農時、減少征伐等休養生息的政策。
唐太宗曾說：“夫安人甯國，惟在於君。君無
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論務農第三十》）貞觀元年，唐太宗想建造一座宮殿，材料已備齊。這時，他想起秦始皇因廣建宮室而引起天下“怨叛”的教訓，於是立即停工。貞觀二年，大臣們請求營建一座閣樓，使太宗能夠搬離原先低下潮濕的宮殿，“固請再三”，太宗恐“糜費良多”，“竟不許”。
雖然唐太宗所謂“憐惜百姓”，不過是“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論行幸第三十七》），真正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但他能減少私欲，恭儉節用，體恤民情，這就安定了民心，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對唐初由“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四、從善如流，屈己納諫
唐太宗以隋煬帝拒諫飾非導致國亡家滅為鑒，“開懷抱，納諍諫”。在《貞觀政要》裏，唐太宗宣導進諫的記述比比皆是。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公卿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下，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直言規諫。”（《論求諫第四》）他不僅要求大臣盡情極諫，也要求大臣自己須受人諫。君臣一心，形成一種求諫、納諫的良好風氣，這正是唐太宗的德治願望。
唐太宗對進諫有益者，都給予肯定和鼓勵。凡進諫有功之人，每每加官進爵、賜物贈書，以資鼓勵。他看了魏征所諫的十思疏後，親寫詔書答復，誠懇地承認錯誤，並表示將把諫疏放到幾案上。魏征去世時，唐太宗親臨慟哭，發自內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論任賢第三》）
能接受進諫不易，能改正錯誤更不易。唐太宗一旦知錯，絕不文過飾非，不但褒獎進諫者，而且虛心接受，力求改進。在唐太宗的宣導和鼓勵下，貞觀時期諫臣盈廷，先後向太宗進諫見於記載的不下30人。除最突出的魏征“所諫前後二百餘事”，凡數十萬言外，劉洎、岑文本、馬周等也多能面折廷爭，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見和批評。正是滿朝大臣的敢於諫諍，避免和防止了唐太宗的許多錯誤。當然，由於唐太宗晚年居功自傲的情緒增長，逐漸“不悅人諫”，獨斷專行，留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歷史遺憾。（作者單位：西安市行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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