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中國學者近年來的主要成果有：林軍：《中蘇關係（1969-1989）》，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禮忠等：《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係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編：《戰後中蘇關係走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劉志青：《恩怨歷盡後的反思：中蘇關係70年》，黃河出版社1998年版；羅時敘：《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蒲國良：《走向冰點――中蘇大論戰與1956-1965年的中蘇關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軍：《冷戰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蘇）關係5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楊闖、高飛、馮玉軍：《百年中俄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蘇）關係5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銜天：《中蘇關係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對於中蘇關係的個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評說，目前國內外仍可謂見仁見智，難求一是。
作為中蘇關係和中俄關係發展的親歷者，我認為，“以史解史”終歸是回顧和縷析中蘇（俄）關係發展史的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按照歷史的推演順序和發展框架，中蘇關係可以循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關鍵性問題把握其發展的歷史軌跡。
十月革命以後的1917-1949年這一時期中，影響中蘇關係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蘇聯共產黨幫助了中國的革命，抑或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當年蘇共中央操控下的共產國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並的確對中國革命進行了真誠的支持，這一點應該肯定。新近解密的檔案材料顯示，僅從1923年到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了738個決議，平均每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但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對其支部中國共產黨的瞭解是極其間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導常常脫離中國國情，出現偏差甚至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革命過程當中，發揮了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產國際的指導行事，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期到整個50年代，這一時期中蘇關係的發展相對較好，但同時也出現了並不十分和諧的苗頭。其中，對中蘇關係發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和方面包括：第一，關於“一邊倒”的這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同蘇聯結盟，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當中已經闡述清楚。可問題在於，這種外交上的“一邊倒”最後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邊倒”，從兩國結盟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上，都全盤蘇化，照搬蘇聯模式，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第二，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出現混亂，中國圍繞反修而進行的反右鬥爭，直至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蘇聯國內對史達林看法的反復以及在改革問題上躊躇不前，都同中蘇在思想意識方面的分歧存在錯綜複雜的聯繫。中蘇關係對於各自內政外交的複雜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第三，此間中蘇國家間關係中也暗現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蘇條約》蘇簽訂時間一拖再拖，其關鍵性原因就在於史達林不願放棄《雅爾達協定》中有利於蘇聯的特權性規定。此外，令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不滿的是，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協定規定第三國人員不得進入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而對中國國內建設“三面紅旗”的提法和做法，蘇聯方面也持不贊同和反對意見。
概括地講，這一時期，尤其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政府的確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援助，同時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也呈呼應配合之勢；但是另一方面，雙方之間的分歧也逐漸顯現，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蘇關係中兩國地位和實力不對稱，兩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儘管中蘇結盟對新中國的政權鞏固和國計民生都具有關鍵性意義，但是，從中國所處的被保護地位而言，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赫魯雪夫上臺後，隨著矛盾和衝突的不斷出現，中蘇兩國關係從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開的分裂。此間發生了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諸如1959年的西藏叛亂；1959年8月的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對印度採取了事實上的支持態度；1960年《紅旗》和《人民日報》發表了具有風向標性質的文章，中蘇兩黨展開了口誅筆伐；1960年中蘇邊界出現衝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亂中有67000人逃往蘇聯；1963年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子試驗條約；1964年啟動中蘇邊界談判；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下臺，等等。
備受矚目的是，這一時期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尤其是蘇聯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發生後，中國更是將蘇聯斥之為“社會帝國主義”。直至1965年3月，蘇聯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召開國際共運會議，中蘇兩黨分裂大勢已趨。此外，中蘇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也出現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觀點。例如在對待越南戰爭的態度問題上，中蘇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張。
這一階段，由於互信基礎和機制完全缺失和出於順應國內時勢的目的，中蘇雙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夠理智的舉動和決定。就蘇聯方面而言，沿襲“老子黨”作風，將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和分歧推演到了雙邊國家關係層面。甚至不惜違約，將在中國參加援建的蘇聯專家撤回國內，並拒絕履行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本的承諾。這種失信的做法使雙邊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蘇關係惡化的主要導火索之一。而從中國方面來看，因由弱勢地位的心理導致防護和應激反映過於強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門”事件中並未預先通報蘇聯，以至陷於被動局面；在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問題上，中方也未能從盟國角度出發，而是以主權為由斷然拒絕蘇聯方面的意向；中方開起的公開論戰也是國內“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論戰反過來又把一切“左”的指導思想都系統化了，甚或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論基礎。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國打擊“蘇修”的高潮階段，這一時期中蘇關係達到了惡化的頂峰，中蘇之間的各種交往幾乎全部中斷。甚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實行兩個“凡是”期間，中國在對外方針上仍將反“蘇修”置於重要地位，諸如“‘蘇修’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我們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等提法盛極一時；而蘇聯方面也同樣把中國視作其主要敵人，與反“蘇修”針鋒相對。蘇聯方面的調子也很高，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國是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後備力量”。還有當時的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說“西方向中國轉讓某些技術裝備，是在通過自己的手幫助建立一個極其危險的發動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等等。
應該強調的是，受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我國的對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徹底打擊“蘇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側重打擊“蘇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國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慮，因為當時我們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在全球態勢上是蘇攻美守，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儘管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導致了中蘇關係的惡化，但實質上是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一種對撞。
另外一方面，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先跳出了蘇美對立的兩極格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儘管中國並不是獨立的一極，但這也是中國走獨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經歷的一個過程。毋庸諱言，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所邁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穫就是開啟中美關係的破冰之旅。
經歷了風風雨雨之後，從1979年開始，適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為契機提出就國家關係問題進行談判，由此開始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談判進程。中蘇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鄧小平同志無論是在戰略還是在策略的設計上都發揮了極其傑出的作用。在整個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當中，鄧小平同志的一個總體思路就是要為國內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為此他著手改善同各個國家的關係。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巴契夫訪華之前，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在上海會談期間表述了這一戰略思維。 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決三大障礙問題，即：第一，蘇聯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蘇聯把中蘇邊界的駐軍恢復到1964年狀態，同時從蒙古撤軍；第三，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後來，蘇聯方面也不斷地採取了一些行動，包括從蒙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等等。中蘇關係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礙基本上得到了解決，到1989年的時候，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對於中蘇關係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大致作這樣一個小結：
――50年代，中蘇結盟時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對新中國的確立和生存具有關鍵的意義。蘇聯誠心幫助了我們。結盟本身表明中國處於被保護的地位，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蘇條約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從分歧到分裂。分歧從何開始，一般認為是思想意識上的分歧，其實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家利益的矛盾。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中國首先跳出了兩極格局，這是一個創舉；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統一戰線。表面上的思想意識分歧，實際上是我國國家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對撞；
――80年代，關係正常化的十年談判。中國堅持提出的“三大障礙”問題，是為國家建設創造外部環境的戰略考慮。
二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同蘇聯的關係，無疑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蘇關係的廣度、深度和複雜程度要超過很多其他大國關係。中蘇關係集兩國關係、兩黨關係和兩國以及兩党領導人之間的高層交往於一體，它同時包含了大國關係、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不同文明國家間關係、新型民族國家和歐洲傳統大國間的關係等廣泛內容，並且摻雜了在國際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一部中蘇關係史的演變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從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爭”，再到70年代的“鬥”，最後過渡到80年代的“緩”，直至平穩過渡到中俄關係並形成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穩定”新格局。這段過程中，高開低走再回歸正常的中蘇關係幾乎經歷了當今世界各種國家關係形態的全部變體：從一般的國家關係到親如兄弟的戰略同盟，進而搖身一變為勢不兩立的戰略對手，然後又經歷了艱難的正常化過程回歸到友好國家關係，最終在蘇聯解體後建立起可作為大國關係典範的新型戰略協作關係。中蘇之間這種從過於親密到過於敵視，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國家關係在當代國際關係上可謂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關係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是一個很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樣本。
第二，中蘇關係的進程對中蘇兩國的內政和外交曾有著巨大的影響。對中國而言，中蘇關係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國建立現代國家至上個世紀70年代前，中國內政外交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係的走向聯繫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發展到最後取得政權，更和蘇聯和蘇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兩國結成同盟，中國又奉蘇聯為樣板進行社會主義建設。5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又成為中國反對的主要對象，兩國關係由同盟發展到對立、對抗乃至兵戎相見。正是在蘇聯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國從70年代開始調整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並進行改革開放，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可以說，不瞭解跌宕起伏的中蘇關係就無法很好地認識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發展史。而對於蘇聯而言，儘管中蘇關係在蘇聯人心目中始終沒有佔據主導地位，但中蘇關係的陰晴圓缺無疑也同其國內事務的演變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對其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這正是中俄（蘇）關係所具有的與眾不同之處，而雙邊關係的研究也因此擁有了更為特殊的意義。
第三，中蘇關係的歷史軌跡與當代國際關係史的發展和演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冷戰時期首先表現為中蘇美大三角關係的互動及其所產生的廣泛政治影響。新中國成立後的40年中，中國外交的重點始終圍繞著如何處理同蘇聯的關係進行，並把中蘇關係帶進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參與的大博弈。從50年代的聯蘇抗美，60年代的既反蘇又反美，70年代的聯美抗蘇，直到80年代的不結盟都成為牽動大國關係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說40餘年間每一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蘇關係地位和模式的變化莫不如是。有學者精闢地指出：“由於特別的地緣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間一直存在一種特殊的相互關聯性，此不僅表現在雙邊關係的發展常常以第三國為考慮出發點或歸宿……而且表現在雙邊關係的變化自然而然會對第三國產生影響，也就是說，即使三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並不以第三國為目標或物件，這種關係也會對第三國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發生作用。” 從歷史承繼性來看，冷戰結束前，中蘇、中美關係在中國外交戰略調整和外交實踐中都佔有相當重要的核心地位。順延這一軌跡，在現階段以至未來發展中，中俄關係、中美關係依舊是我國外交當中兩對重要的雙邊關係。即使中俄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三國之間事實上仍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互牽動作用，儘管當前這種三邊互動關係明顯不同於冷戰時期中蘇美三角的互動。
三
在經歷了兩國關係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後，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和中國在蘇聯解體後都成熟起來了，雙方都很現實，在普遍使用的國際關係準則基礎上建立起“君子之交”。從1992年相互視為友好國家，經1994年確立為建設性夥伴關係，到1996年提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及2004年兩國元首北京會晤最終解決邊界問題，兩國關係始終沿著持續、穩定、日臻成熟的軌道不斷向前發展，進入了歷史上雙邊交往的最好時期。由於雙方是夥伴關係，而非盟友，這使兩國關係置於更現實的基礎之上，兩國相互心理要求和預期更為適度，兩國關係的穩定也具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對比中蘇和中俄關係史的發展歷程，我認為可以得出以下五點基本啟示：
第一，國家關係必須遵循平等的原則。中蘇兩黨兩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實力對比上相差懸殊，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關係。正因為中蘇之間實力懸殊太大，彼此關係不對等、不均衡，蘇聯以大党大國自居，動不動就指手畫腳、發號施令，將雙方關係定位在領導和被領導上，當彼此利益出現不一致時，就發生了不尊重對方利益，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的種種事件。鄧小平同志對此有深刻的總結。他說中蘇分歧“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4-295頁。。
第二，國家關係中應該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不強加於人。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必須相互尊重，不能採取強加於人的做法。在這方面中蘇雙方都有錯誤，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強加於人。還應特別尊重不同文明的差異，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識形態劃線來確定國家關係。在中蘇關係由友好走向對抗的過程中，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和鬥爭對兩國關係的演變起了直接的影響和推波助瀾的作用。中蘇分歧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戰略、社會主義理論的爭論，導致兩黨關係出現裂痕，進而殃及兩國關係，從兩黨分歧導致兩國分歧，從理論分野發展到組織分裂，最終釀成戰略對抗關係。意識形態利益和現實國家利益的錯位，大大傷害了兩國關係和人民的友誼。歷史的教訓是，意識形態，甚至價值觀念不應成為決定國家關係的標準。
第四，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成為發展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重要原則。中蘇分歧實質上反映了兩國利益之間的矛盾。蘇聯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掩蓋了其國家利益，要求中國服從蘇聯的利益，我們自己則很少宣示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岡察洛夫談到中蘇關係時也承認：“社會主義國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認為是主要的優先考慮的事，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範圍內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實踐中，問題是這種提法通常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本國的利益服從蘇聯利益。”劉愛華：《關於中蘇關係的歷史思考》，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第68頁。
第五，正確對待歷史問題。中蘇之間的歷史問題是由邊界問題的產生而引發的。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侵佔了大片中國領土，這本來早有定論。但是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蘇聯方面擔心中國要“收回”失地而改寫了歷史。現在解密的檔案材料證實，蘇共中央領導在1964年後多次下達指示，要求各科研單位和出版社重新編寫俄中邊界史。其實中國方面從一開始就明確提出，儘管確定中蘇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的，中國方面仍將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切實解決邊界問題，並不要求收回俄國侵佔的150萬平方公里領土。現在邊界問題已經徹底解決，歷史問題不會再對兩國關係產生干擾。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0周年。這10年中，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俄兩國戰略協作緊扣時代脈搏，經受住了考驗。面對國際形勢複雜變化，中俄兩國共同致力於推進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利益共同點增多，戰略協作不斷深化，取得顯著成果。國家關係達到歷史最好水準。經濟合作實現質的飛躍。中俄戰略協作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兩國領導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決斷順應了時代潮流，經受住了國際形勢變化的考驗，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際利益，是保證中俄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正確歷史抉擇，完全正確，富有遠見。
目前，中俄關係處於新的歷史起點上。形勢的發展和兩國的需要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戰略協作。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化，雙方都要堅持從維護中俄關係大局的高度處理遇到的問題，牢記中蘇關係的經驗教訓，堅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動中俄關係發展。
中國有句古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而中蘇關係的歷史就是中俄關係今後發展的一面鏡子，一個參照物。研究和總結中蘇關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從歷史演進中獲得啟示，避免重複前時前代所犯下的錯誤，才可能為中俄關係的長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甚至為中國處理好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提供一個可資利用的範式。正所謂，以史為鑒，開闢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沈志華等中蘇關係研究的中堅力量的新著《中蘇關係史綱》的出版恰逢其時，是為序。
（作者：中國原駐蘇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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