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和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織、中山大學黃啓臣教授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一書，近日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了。全書共分9章51節編寫，共61萬言，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第一部巨型專著。全書以豐富翔實的中外文獻資料闡述自西漢從廣東徐聞、合浦港口出海貿易，和魏晉南北朝由廣州港起航，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民國時期2000多年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內容包括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航線、進出口商品結構、貿易地域的國家和地區、貿易管理體制、海外移民、中外文化交流以至社會經濟的變遷，等等。通讀全書，有如下明顯的特點。
第一、 闡明廣東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
本書以具有進出口貿易業務內容爲界定，說明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是廣東省。這就是《漢書》卷28下《地理志》記載的、約於元鼎六年至後元二年（前111-87年）期間，漢武帝派遣屬於黃門（皇帝近侍）的譯長與應募者組成的官方航海船隊，攜帶“黃金雜繒（絲綢）”等物品，從徐聞、合浦港口出海，經南海到印度洋，最後到達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全程約3500-5300海裏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及此後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時期2000多年的廣東一直是（除元代延祐至正年間［1314-1367年）的53年之外）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之一，而省會廣州則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從廣州出海航線已到達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且經久不衰。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海外貿易史上絕無僅有，在世界貿易史上亦是十分罕見的。
第二，突出廣東（也是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的主導地位
本書一反過去西方貿易中心主義的研究範式，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歷史階段的商品貿易全球化的高度，闡述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主導地位。本書在貿易商品結構的篇節中指出，根據外國學者研究，直至清朝嘉慶二十五年（1820），從經濟規模看，中國仍是經濟先進的國家。據統計，康熙三十九年至嘉慶二十五年（1700-1820年）期間，中國的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3.1%至32.4%（安古斯•麥迪遜：《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所以直至19世紀20年代，就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商品流動來說，是有賴於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豐富精美的商品的。可以說，中國實際上成爲當時貿易全球化的商品中心市場。其時，西方國家根本拿不出像樣的商品來廣東（廣州）爲中心的環南中國海貿易圈同中國進行貿易，而是運來大量白銀到廣州販買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等商品回西方國家銷售。據統計，從1553年到1830年，西方國家因到廣東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5億兩以上，甚至到1910年，大約有11億墨西哥銀元在中國市場上流通使用，占當時中國貨幣總量的43%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估算》，載《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所以，直到鴉片戰爭前夕，清政府通過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仍然是出超的，從而成爲當時全球貿易的中心。整個“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強的全部貿易都聚會于廣州。中國各地的物産都運來此地，各省的商賈貨棧在此經營著很賺錢的買賣。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緬甸、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印度群島、印度各口岸、歐洲各國、南北美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的商貨，也都薈集到此城。”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冊第305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第三，發現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是從廣東出發的
本書將鄭和下西洋與廣東海上絲綢之路聯繫起來加以闡述，指出鄭和下西洋與當時唱主角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關係。具體說來，就是鄭和第一、三、四、五、六、七，六下西洋，從江蘇劉家河（今太倉瀏河）出發後，一定經廣東沿岸和南海航線，即從劉家河泛海後，到福建五虎門揚帆，沿福州、泉州、加禾千戶所（廈門），到廣東的南澳山（今南澳島）、大星尖（今廣東惠東縣東南小星山島對面突出之海角處）、獨豬山（即獨川山，今海南島萬甯縣東南之大洲島）、到七洲洋（南海七洲列島），然後到占城，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山（錫蘭）、古裏（今卡利卡特，Calicut）、舊港（今巨港）等國家和地區。其中第二次下西洋（1407）是從廣東出發的，根據是郭棐編纂的《萬曆廣東通志》卷6《藩省志六•本紀五》記載：永樂五年（1407）九月，“命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首從廣東往占城起。”這是到目前爲止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新發現，十分值得學術界重視。
第四， 充分反映中西國家的文化交流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既是貿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本書以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綠色紐帶，充分反映了中西方國家的文化科學的交流。首先，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有密切關係的指南針的西傳。據朱彧在《萍洲可談》一書追述他父親朱服于元符元年至崇甯元年（1098-1102年）在廣州當官時，已見到航行海船用指南針定方向的情況。到13世紀，阿拉伯人來廣州貿易，從中學習中國掌握羅盤的使用，以後經阿拉伯傳至歐洲，於是義大利商船率先採用中國的羅盤，說明指南針航海技術是經廣東海上絲綢之路西傳歐洲國家的。又如中國雕版印刷術也是經阿拉伯人到廣東經商而傳至歐洲的。到了明代景泰五年（1434），德國麥恩茨（Mainz）古藤貝格（Gutenberg）用中國活字印刷術印成首次拉丁文字母的《聖經》。之後，荷蘭、法國亦先後試用活字印刷。指南針、火藥、印刷隨海上絲綢之路西傳歐洲，對歐洲社會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正如馬克思所指出：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款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
到了明清時期，中國儒家哲學思想、重農思想、十進位制數學的西傳歐洲，對於德國古典哲學、法國重農思想、科學社會主義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與此同時，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也隨著廣東“海上絲綢之路”而東漸廣東以至全國各地，使中國的科學技術也逐漸向近代化推進。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環球貿易的發展，西方近代的天文學、曆法、數學、物理學、地理地圖學、醫學、建築學、水利學等等，不斷傳入廣東以至全國各地。例如，明中葉以後，利瑪竇經澳門入肇慶、韶關、南昌、南京和北京傳教，曾帶來《萬國輿圖》，是爲近代西方地理學和地圖學傳入中國之始。又如耶穌會士卡內羅（Melehior Carneiro）于隆慶三年（1569）最早在澳門開設拉法醫院（又名白馬行醫院），此爲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又如1805年（嘉慶十年），葡萄牙商船Espanza號從馬尼運來一批牛痘，由英國醫生皮爾遜（Aledander Pearson）取其痘苗在澳門種痘成功，然後傳入廣州，以後傳入內地各省，對於中國預防天花病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如西方的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建築學、語言學、繪畫藝術、音樂等隨海上絲綢之路相繼傳入廣東以及中國內地，其反映在耶穌會士的大量著作上。據不完全統計，從萬曆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584-1758年）期間，他們譯著各種文化科學書籍達到187部，其中明代出版的102部，清代出版的85部。到了近代，中譯的西方科技著作就更多了。
第五、肯定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推動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本書根據貿易是推動整個社會機器運轉的巨大機制，和對外貿易與近代民族國家的繁榮之間有著緊密的因果關係的理論，在各章節注意描述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對世界各國經濟的開發和發展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明清時期更爲明顯。據統計，自永樂三年（1405）南海縣商人梁道明等出海往爪哇貿易而移民定居始，至正統年間（1436-1449年），廣東商人到爪哇定居已有“約千餘家”。到了清光緒二年（1876），移居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華僑華人達4萬人，幾乎全是廣東人，其中四邑人（臺山、開平、恩平、新會）占82%；香山人占7.9%；三邑人（南海、番禺、順德）占7.3%；客家人占2.8%。光緒十年（1884），移居暹羅的華僑華人達到15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潮州人。在這些移居海外的廣東商人中，有不少在當地經商發財，成爲當地的百萬富翁，顯赫一時。如香山縣前山鎮梅溪村商人陳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夏威夷經商定居，至光緒初年已成爲百萬富翁（總資本額超過100萬美元），並娶了夏威夷國王架喇鳩（David Kalakaua）的義姐朱麗亞（Julia）爲妻，被譽爲“商界王子”。本書進而根據江澤民主席關於在嘉慶元年（1796）以前，“中國的經濟水平在世界上是領先的。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學習時報》2000年7月7日。的論斷，闡明明清時期廣東商人移民定居外國對當地經濟推動作用和貢獻，指出：廣東商人移居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國家，運用帶去的先進生産工具和技術，共同開發和發展各國的社會經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廣東商人移居美國，對開發美國西部和繁榮美國社會經濟所起的巨大作用，特別是美國於1863年動工修築橫貫大陸的中央太平洋鐵路，所用的華工基本上是由臺山華商陳宜禧在西雅圖招收數萬名廣東華工參加而使鐵路提前7年完成（原定計劃是14年）的，這份功勞美國也是承認的。1964年，在中央太平洋鐵路所穿過的內華達州紀念建州100周年大會上，美國政府還爲修路華工先驅豎立一塊永久性的紀念碑以資紀念，碑文用中英兩種文字刻曰：“華人先驅，功彰迹偉，開礦辟路、青史名垂。”
從以上五個特點來看，說明本書是將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置於全世界的大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和編寫的。這是獨具慧眼的，是非常必要的。特別是到了十五、十六世紀以來，哥倫布（Colombo）於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和1497華斯哥•達•伽馬（Vasco da Gama）打通了東方航線以及1519-1522年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實現環球航行之後，航海活動開始超越內海及沿海的局限，成爲飛躍全球的遠航；分散隔絕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本書正是將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的闡述把中國商人與世界商人在這個世界歷史大舞臺中的出色表演結合起來，從而凸現了廣東以至中國對世界海洋經濟和海洋文化的貢獻。
本書不僅內容豐富和觀點新穎，而且資料也十分豐富翔實，圖文並茂。據統計，全書參閱古今中外重要書籍達730多種；直接引用的資料2000條，圖片65幅（有些圖片還是從外國檔案館收集而首次刊用的）。計所引用的資料包括正史、政書、實錄、會典、會要、方志、檔案、碑刻、筆記、族譜等。如此旁徵博引，使全書的論述具有扎實的堅固的基礎，真正做到史論結合，論從史出，言必有據，據必足證，具有相當高的科學價值。
當然，金無足赤。本書不足之處仍然存在。諸如在資料方面，本書比較缺乏現在散存在歐美國家檔案館的大量的清朝對外貿易的中外文檔案。如果將來編寫者有機會到歐美國家去收集這方面的檔案加以補充，那就錦上添花了。再有，海上絲綢之路史，是否要寫到民國時期（1911-1949年）呢？也還是值得討論的。但瑕不掩玉，本書畢竟是目前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最具規模的著作，值得學術界和從事外貿實際工作者閱讀參考和借鑒。
（作者係廣東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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