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綿延幾十年的文化生涯中，黃偉宗老師貢獻了一批在廣東文壇乃至海內外都有影響的評論文章與理論著作，建立起一個獨具個人風格的話語空間。從早期的《歐陽山創作論》、《歐陽山評傳》，到中期的《創作方法史》、《創作方法論》、《文藝辯證學》、《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論》，直到近期的《珠江文化論》等等，或論史、或衡文、或點化、或評析，鈎玄提要，觸類旁通，察一于萬，又寓萬於一。綜合浩瀚淵博的文藝話語和文化話語，在其中交相生髮，立體對話，彙通與融會了不同時期、不同創作主體的文藝思潮與文藝創作特色，孜孜以求地探究與抉發出人類文化的共同本質，顯示出人類文化生生不息的發展，最爲典型地體現了黃偉宗老師話語空間的基本精神。
在一個資訊交流和文化開放更加充分的時代，一種新的生活封閉其實也在不知不覺地形成。比如，總以爲我們是站在時代的潮流，以爲曾經有過的輝煌可以光披千秋……殊不知，文明更多的不是用來珍藏而是用來再創造的，如同知識是不僅可以承襲的更是可以再生的一樣，優秀的文明遺産，特別是人文理性遺産，只在最大多數的實踐者那裏重新獲取生命，文明、恰恰最需要對文明的反省。誰又可以真理在握，誰又可以一勞永逸？除了在每時每刻中分辨真相，在每一件具體事件中辨別方向，有什麽辦法可以減少歷史的煙雲所造成的屏障對當代生活的蒙蔽？黃偉宗老師的所有論文和著作都在兆示著他一點點突圍而出的努力，這種他自己喻之爲“自找苦吃”的學術歷程，正好象宋代詩人楊萬里所寫的兩句詩那樣：“飛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攔，”也正是他在大著《浮生文旅》跋中所寫的：“山重水複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的境界。
一直以來，黃偉宗老師始終標舉“打通”的學術追求，根據我們的理解，這種“打通”既是中西南北文學與文化的打通，也是各種學科的打通，還是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打通。“打通”的最直接的效應就是：它使黃偉宗老師可以自由地從一般的文學批評進入到更加宏闊、當代性更加強烈的文化批評，使鮮活、靈活的文化現象與文化話語以本然的，甚至是原生態的狀態，重新建立起了在歷史空間中原本就存在的並對當代現實有指導作用的某種內在的聯繫，顯示出深藏于我們的文化背後人類普遍的審美追求和文化規律。
《珠江文化論》就是“萌一緒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的實踐之作。
什麽是文化？文化就是實踐經驗的表達。如今，時代要求廣東建設成爲文化大省，面對著廣州、廣東乃至珠江流域豐富的人文歷史資源，我們該做些什麽？慶倖的是黃偉宗老師和他主持的“珠江文化研究會”已做了大量的準備與開掘工作，爲提高廣東的文化形象和創造濃烈的文化研究氛圍起了重要的作用。
悠久的海上交通貿易與華僑衆多，是廣東突出的歷史文化特點，所以，在南海神廟，好幾年前就策劃著要建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宏圖也印在了紙上，可惜尚未實施，相反在毗鄰的泉州，建了座海上交通史博物館，博物館建得並不華麗，但設計上很有特色，並由於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它逐漸成爲一個很有館藏特色、在中外海交史研究上很有點名氣的博物館。廣東是珠江流域文化的中心地帶，比泉州有更多可以展示的文化面貌，也有不少熱心人爲此搖旗呐喊，可我們的特色爲什麽就展示不出來呢？
正是在這種危機感面前，在這種嚴峻的挑戰中，黃偉宗老師和他的同仁一起，群策群力、衆志成城地去尋找解決之道。他們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重新再走一遍，從視覺、聽覺，到觸角和知性，搜集和分析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感官渠道得來的東西，從中論證出它們對廣東的意義，對珠江文化乃至對自己的生命歷程中最終沈澱下來的最有價值的東西的昇華。他們是勇於把個人信念付諸實踐的行動家，盡可能地以切實的行動來體現自己的價值。
《珠江文化論》從珠江文化批評切入，黃偉宗老師在此發揚了一貫以來在現實中敢於擔當的創新精神，既在鈎沈史料中澄明瞭文化的走向，又在文化想象中超拔出現實的關懷，更爲了面向廣東的現代化建設，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而熔鑄出新的文化精神。他在《珠江文化論》著述以及實踐考察中所定下的努力方向：讓“珠江文化概念和理論明朗化”、“考察歷史源流，提出發展建議”、“塑造文化定位形象，組建立體文化工程”等等，如今已一一實現，在充分肯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文化之源遠流長的同時，也爲改寫將中國排除在世界海洋大國之外的世界文化史作出了獨到的貢獻。
書齋裏的思想者，倘若兼顧對社會人生的關懷，很好的兼任著學院知識者與精神守望者的雙重角色，那就不僅以其學術創見感染人，更在於其人格力量。活躍在廣東文壇的不少前輩老師，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對當下的世界始終保持高度的熱情與敏感的觸覺。因爲沒有世界的視角，是不可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學問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黃偉宗老師和許多前輩老師的文化視角，已成爲文化多元交叉時代的一個基本的文化立場，值得後來研究者借鑒，並成爲我們今天建設文化大省的寶貴經驗。
（作者係廣東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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