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0-26 03:41:01　廖高會

　　廖紅球的《蒼天厚土》，是一部描寫南方客家人社會生活的小説，也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由於作者對客家生活特别熟悉，並對那片浸透了客家人汗水的土地充滿了熱愛，使得小説内容顯得真實而感人，對民俗風習的描寫使小説具有濃郁的鄉村生活情調，文字清新自然，歷史和現實兩條綫索交相輝映，情節跌宕生姿，在汪洋恣肆的叙述中注意節制，做到了收放有法度。小説整體上顯得親切自然，質檏渾厚。也正是在這樣的藝術描述中，作者筆下的農村才如此復雜豐富，其中文明與野蠻比鄰，殘忍與善良相間，法律與族規夾雜，利己與利他糾纏，傳統和現代的分水嶺因此也始終無法做到涇渭分明，一切都在相互纏繞，相互夾雜，相互交融而又在時間的洪流中滚滚向前。
　　
　　故事發生在廣東一個處於分水嶺下叫月影村的山村，曾經和李大牯成親後的月秀，爲了生存，帶着孩子離家出走並改嫁他人，八年後又帶着孩子回鄉，已是廠長的李大牯此時正和左千葉戀愛，三人便經歷了一場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和坎坷的人生命運，並給這個小山村强烈的衝擊，各種復雜矛盾不斷展現。小説在再現那個時代風貌的同時，展現了新舊觀念的衝突和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以及南國客家人的質檏勤勞和頑强的進取精神。
　　
　　小説采用的是傳統的叙事方式，但由於作者善於編織小説情節，在平實叙述中表現出了復雜的社會生活現象。在叙事的過程中，他特别注意集中筆墨，總攬全局，對自己所要寫的人物或者場景進行總調度，使小説能够前後照應，渾然一體，形成渾圓之氣，這也是蒼天厚土中成長起來的品質。作者在編織小説的結構的時候，看似漫不經心，其實是不蔓不枝，每描寫一事物、一場景都對小説的叙事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比如對文秀在回老家的途中翻越分水嶺的描寫 ，就交代了這個分水嶺的地理位置，從而成爲人物出場的背景，這個時候也交代了在分水嶺狩獵野猪的黄姓人家，不過對這些狩獵人只是一帶而過並没作詳細的交代，但却在此賣了個關子，設置下了懸念。小説正是通過一次次懸念的設置和照應，一次次矛盾的衝突和解决，才使情節跌宕起伏，結構周密謹嚴。
　　
　　小説在叙事時間上進行了靈活處理，把現實和歷史緊密結合，在人物回憶的過程中不斷再現人物自身的歷史生活，同時又不斷地推動情節發展，即在現實的維度上不斷展開。小説以青年男女的愛情爲中心，描寫出社會生活的復雜性，而這種復雜的社會生活在一種類似三角戀愛的情感糾葛中得以展示。圍遶着李大牯、月秀、左千葉三個青年男女的情感糾葛，小説在兩個時間維度上展開，一是現實維度，這個時間維度上，李大牯、月秀和左千葉之間形成了男女三角關係。但這中關係是怎麽形成的，則成爲小説叙事的歷史維度。於是，小説從月秀離家出走8年後重回家鄉月影灣開始，在現實維度上展開了對月影灣現實生活的描寫，同時又不斷地把筆墨探入人物的歷史記憶中，在歷史和現實的交錯中不斷地展開。現實和歷史的交錯描寫，大大地拓展了叙事的時空，也使叙事更加自由靈活。這樣歷史的縱深感和現實的復雜性就很好地融合成一體，小説中描寫的客家人的社會生活便顯得復雜豐富和多姿多彩。小説寫到了男女之間的愛情，寫到了家庭之間的親情，寫到了鄰里之間的鄉情，寫到了文明給鄉村帶來的變化，寫到了農村陳規陋習對人的心靈和人性的戕害，寫到了人的追求和命運的弄人，寫到了個人發展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寫到了城鄉之間的對立，寫到了村民的純樸和善良以及他們的野蠻落後，寫到了鄉村牧童和婚宴禮俗，總之這種時間的“雙維結構”使小説不僅描寫的人物衆多，而且層次分明，情節復雜多姿。
　　
　　正因爲小説叙事時間的“雙維性”，使小説中人物的矛盾衝突有了歷史和現實的根據。而人物的衝突無不是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和衝突的具體展開和表現。李大牯始終面臨着兩難選擇，是選擇結發“妻子”月秀還是選擇自己鍾愛的戀人左千葉，他始終猶豫不决。這裏面有情的糾葛，有道的重負，有利的較量，有誤解和諒解的妥協，有新觀與舊念的交鋒。每個人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每個人同時又面臨着艱難的選擇，比如，月秀是留在李家還是再次出走，左千葉是放棄對李大牯的愛還是堅持到底，而李大牯面臨着對兩位女性的選擇。其實，大牯所面臨的選擇是婚姻和愛情的選擇，所面臨的尷尬也是愛情和婚姻的尷尬。婚姻和愛情不能完美地合二爲一，本是一個比較陳舊的生活話題，但作者把這種人生所遭遇的矛盾置放在80年代中期風起雲涌社會改革大潮之中，具有了新的内涵，不僅展現出當時偏僻的客家人所在地的生活面貌，而且顯示了時代進步中所要遭遇新舊衝突的不可避免以及艱難曲折的過程。
　　
　　實際上，李大牯所面臨的矛盾是面臨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發生衝突而造成的雙重矛盾，也是傳統價值觀念和現代價值觀念之間的衝突。在婚姻愛情方面，對李大牯來説，遵循傳統道德準則，應該選擇月秀，這樣可以避免别人對他抛妻的指責，也對他事業前途有利；而爲了實現個人的價值，遵循自己的感情意願，他應該選擇左千葉，但是這又不得不抛棄月秀，背上喪失良心和道德的駡名。因此，他的選擇是比較痛苦的，這種痛苦並不是一種膚淺的痛苦，它是深刻的，是植根於歷史和現實之中痛苦，小説展示的是在社會轉型期間個人對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艱難選擇，個人面臨着對傳統的依戀和對未來的向往，因而這種痛苦是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痛苦。
　　
　　傳統和現代的矛盾和衝突不僅表現在李大牯和兩位女性的感情糾葛中，還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城市的開放和鄉村的封閉；外界的文明進步和鄉下的野蠻殘忍；以往的陳規陋習和現代的法律制度；婚姻的包辦和戀愛的自由；還有家族勢力和新生力量的衝突，舊理念和新思想的對立等等。而這些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衝突在小説中有一個主要的推動力，那就是技術。而技術受到制度的影響，在文革中，李大牯憑技術給人修電機以求生存，但被抓被鬥，文革後，他憑藉同樣的技術救活了倒閉的工廠，他成爲遠近聞名的萬元户廠長和有影響的人物。因此，可以看出，李大牯的興起正是技術的獲救，而技術改變了客家鄉村以往貧困的面貌，現代化的脚步蹣跚而來。而先進的技術是現代文明的代表和先聲，技術在月影村顯示了無比的威力，李大牯兄弟與左千葉成爲新興技術和現代文明的代表，也成爲月影灣擁有話語權的人，從而也擁有了相當的權力和威信。技術爲他們與三叔公爲代表的家族勢力進行鬥争增添了籌碼，於是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更加彰顯和激烈。李大牯不是那種唯唯諾諾的孬種，而是一個敢作敢爲的血性漢子，但他在敞開懷抱擁抱現代文明的同時，在奔向文明照耀下的光明聖地的同時，他還拖着一條鄉間耕牛的尾巴，頭上還罩着傳統的陰影。現代化的大道並不會平坦如砥，歷史和傳統要麽成爲重負要麽成爲障礙總會難以避免地出現。對於李大牯來説，月秀給他帶來的困惑也正是歷史帶給他的困惑，難以選擇和必須選擇是造成其痛苦的直接原因，而歷史和現實、傳統與現代的衝突是其痛苦的根源。這種選擇並不是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因爲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係是心理的和文化的，是道德的和習慣的，正如李大牯處理月秀的關係那樣，取與舍都有合理之處也都有無理之處，傳統和歷史編織成了嚴密的網絡，現代化的突圍必然遭遇不可避免的痛苦。
　　
　　這種不可避免的痛苦成爲作者在小説中思考的嚴肅問題。從小説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月秀來説，作者並没有過多地着墨於她，在更多的時候是以側面描寫的，這個人物成爲小説悲劇的主要來源，只要她出現，小説中的人物、作者以及讀者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而這種沉重的心情被化成了小説故事的歷史背景。月秀身上善良、勤勞、堅韌和頑强的品質正是東方女性所具有的傳統美德，然而，這些美德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却成爲一種悲劇的根源。可以這樣説，月秀本質上是情感的，是鄉村本土化的代表，因而也是具有封閉性保守性和柔性的；李大牯本質上是理性的，是現代技術化的代表，因而也是具有開放性進攻性和剛性的。二者的衝突必然造成月秀的悲劇，這種悲劇是歷史的而不是個體的原因，因而是真正地令人同情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説作者已經有意無意地觸及到了當前社會中一個比較敏感而值得特别關注的問題，即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是否真的要以弱者的利益爲代價，是否要以犧牲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爲代價。月秀在小説中是一個弱者，是被傳統的陳規陋習所壓制、被現代文明所排斥的邊緣人物。她最終感覺到無路可走，無處安身。於是，她的未來變得模糊不清， 前途成爲一個被質疑的懸而未决的問題。月秀的命運可以説正是現代化進程中弱勢群體的命運。所以月秀這個人物形象的描寫某種程度上正體現了小説的深刻之處。
　　
　　小説文字方面略顯平淡而欠洗練，有的地方比較拖沓，使小説顯得有些散漫，矛盾的衝突激烈程度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在叙述過程中的評論過多，這種第三者的聲音使小説的情節在某種程度上被中斷，造成叙述上的游離。比如對月秀的描寫基本采取静態的描寫，特别是描寫月秀的心理狀况的時候，通過叙述者的聲音來表現月秀的心理狀况，而不是通過行動來展示心理的。這種描寫能非常細緻地描寫人物的心理，並對人物性格進行細膩的分析和挖掘，作者也是通過這樣的手段來推動小説的發展，但也正是這樣，小説的静態描寫多於人物的行動，從而使小説缺少了動感，也使小説的叙事進度减緩了，節奏變得緩慢，顯得疏散而不緊張，也就缺少了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