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0-26 03:43:44　朱子慶

　　在當代中國文學此消彼長的貢獻力分佈圖上，近年來廣東詩歌的崛起是完全出人意外的。詩歌廣東以斑斕的詩歌生態、驕人的創作實績位居全國四大强省之一，正和甘肅、湖北、四川等省一道，對世紀初的中國詩壇發揮着日益明顯的作用。“廣東文壇静悄悄”的惡謚已成過去。詩歌作爲經濟强省廣東的文學最强音，率先實現了它呼唤多年的“走出五嶺山脈”的粤軍崛起之夢，這一現象發人深省，有着豐富的文化社會學内含。
　　
　　“廣東是一個詩歌大省，我們很看重廣東的創作。”《詩刊》副主編李小雨如是説。類似的議論和説法，在南來北往的詩人口中和内地刊物上（如《詩潮》），近來時常有所聞見。這所謂“大”其實是“强”的别一説法。廣東詩歌隊伍的龐大是有傳統的，然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即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它在國内詩壇却汲汲無名：廣東創作基本游離於當代詩歌主潮之外。所以，呼聲漸高的“廣東詩歌大省”之説，其實是説的一個“强”字：廣東詩歌走出了令人側目的强勢，廣東詩人對中國詩壇的貢獻力顯著上昇。那麽，廣東詩歌究竟具有哪些强勢特徵？是什麽原因釀成了廣東詩歌的崛起？還有，廣東詩歌的崛起有着怎樣的未來學意義？這就是本文試圖面對的幾個問題。
　　
　　崛起了一個年輕的詩歌集群
　　
　　首先，在世紀之交的廣東崛起了一個年輕的詩歌集群，它够規模、上檔次，是當下中國詩壇的實力派。這個集群的成員成長於改革開放時代，是最少思想禁錮的；又大多來自鄉村來自底層，有着較爲寬廣的生活視野；他們富於才情，文化素質較高（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個性突出，思辨力强；高度的寫作熱情和悠游不迫的生活態度，則使他們的創作來得穩健正道。他們之中“土著”與移民兼有，開放務實的廣東民風，塑造了其寬容、自我的文化品格。這個年輕詩群的崛起顯然是建立在創作上的，純然是作品流佈、堆積的結果，猶如誠實而貞静的造山運動，没有嘩衆的宣言和病態的做秀。他們無意借“主義”、宗派自高身價，從而疏遠泡沫化的名聲。《人民文學》雜誌一位資深編輯説，“我看稿子是從來英雄不問出處的，這回到了廣州之後才發現，在我記憶中的不錯的詩人，竟有這麽多是廣東人！”這種驀然發現的訝异感，準確地反饋了廣東詩人特有的處世風格。他還補充説：“現在的廣東詩群在全國可能不是最龐大的，但肯定是很强大的之一。”（商震語）
　　
　　“强大” 即“强而且大”，“在强的維度上的大”，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星星》詩刊負責人的下述分析，可視爲對“强大”説的具體詮釋：“廣東詩人，特别是青年詩人這一撥，整體水平比較齊整，已經形成了一個可觀的實力板塊。説它成‘板塊’，是指它有着一定的寬度，不是表現爲哪一兩個人冒得遠。在一個水平綫上可以拉出二三十人，水平没有落差。作品的影響力、水準，都在一個區域的標高上。”（樑平語）這種描述，在我們的頭腦中唤起的是關於高原的記憶和想象。
　　
　　年輕詩人的崛起打造了江山萬裏圖中的廣東詩歌高原。不過，“打造”並不是包攬，説“拓寬”也許較爲準確些，因爲此前的詩歌廣東並不缺乏高度。即便是現在吧，只要我們稍稍向身後撤步，拉開與對象之間過近的距離，就會看到在高原深處或更高處——那不可忽視的存在，看到高處那前驅者的身影，諸如鄭玲、王小妮、楊克、馬莉等。此外，野曼、郭玉山、楊克、黄禮孩等詩人兼詩歌活動家，近年來對推動和活躍廣東乃至全國詩壇，也功不可没。這還是僅就新詩而言。廣東的舊體詩創作聲望素著，它在國内舊詩界的位置，與廣東新詩不相伯仲。
　　
　　近年來廣東頻現國内各大詩歌媒體的活躍詩人有：黄金明、老刀、魏克、黄禮孩、符馬活、馬莉、吕約、凌越、盧衛平、鄭玲、粥樣、楊克、宋曉賢、青蛇、安石榴、黄春紅、李明月、潘漠子、歐亞、阿斐、熊國華、芷泠、拉加渡、江城、張况、凡斯、趙紅塵、浪子、世賓、阿櫻、王順健、謝湘南、王小妮、熊育群、燕窩、龐清明、餘叢、於馨宇、温志峰、唐德亮、陳計會、張慧謀、大草、東蕩子、劉虹、遠洋、楊子、方舟、林林、曉音、子洋等。他們通常登陸的文學媒體，則主要爲《人民文學》、《詩選刊》、《詩歌月刊》、《星星詩刊》、《詩潮》、《詩刊》、《中國詩人》、《花城》、《山花》、《詩林》以及每年度的“詩歌精選”或“新詩年鑒”等多家“年選”，各種民刊和網站對他們的作品也青睞有加。
　　
　　從名單上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是年輕詩人（相對於中老年詩人而言）的比例占壓倒多數，這在廣東是自新時期以來所未有的新現象；有人指出廣東文學人才青黄不接，就總體而言確實如此，所幸詩歌“風景這邊獨好”；其次，外省入粤詩人所占比例之高（占三分之二）令人喫驚，如果我們對八十年代初徐敬亞、王小妮、吕貴品等外省詩人入粤還有記憶，特别是對他們在這裏的境遇（孤立，不兼容）還有記憶，就會清楚該比例有着怎樣的意義；第三，詩人的社會身份五花八門，媒體、高校、機關單位、私營公司、自由撰稿人不一而足，共同特徵是他們的學歷多爲大學本科，個别低學歷者也參加過類似“魯院”、“軍藝”的進修。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來正統而龐大的廣東詩群業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廣東詩歌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社會機緣和内在原因。
　　
　　作品水平居全國上游
　　
　　廣東之爲詩歌大省，還表現在這裏的詩人有着奪冠折桂、激揚風氣的實力。廣東詩歌作品位居全國上游，這在詩歌界是有共識的。今年上半年頒發的兩個重要詩歌奬，即《詩刊》雜誌的年度“優秀作品奬”，和《詩選刊》、《星星詩刊》、《詩歌月刊》等三家大牌詩刊聯手打造的首届中國年度詩歌奬，都把2002年度最佳作品奬的桂冠頒給了廣東詩人，即廣州的鄭玲和深圳的王小妮，這是一個頗不尋常的事件。《詩刊》的年度奬旨在奬勵“藝術上有鮮明、成熟的風格，探索中具有突破性的成就”的作品，它對鄭玲作品（《相見與别離》，組詩，載2002年9月《詩刊》上半月刊）給出的獲奬理由是：“她的作品是承續傳統和汲取現代流派風格的結晶”，“閃爍着人性的光輝，浸潤着生命的色彩”，“在尋求、復蘇自己命運和夢想的同時，向人們展示出寬闊深厚的人文精神。”王小妮的《在重慶醉酒》（載2002年12月《詩選刊》）的主要獲奬理由是：“絶妙的詩意仿佛在漫不經心中隨手抛出，實則源於詩人澄明的悟性、生命的從容和對世俗生活的熱愛。”這裏所揭示的對傳統和現代流派的承續與汲取、寬闊深厚的人文精神、生命的從容和對世俗生活的熱愛諸點，是完全可以用作對整個廣東詩歌精神風貌的總體評價的，説明她們的創作在廣東是頗具代表性的。
　　
　　廣東詩歌群體所具有的高位强勢，在去年《人民文學》雜誌推出的“詩歌特大號”上（第9期），表現得最爲淋漓盡致。出“詩歌特大號”在老成持重的《人民文學》是一項少有的大舉措，全國各地多少詩人聞風而動！結果，據統計，在該期編發的104位作者作品中，廣東詩人占了16位，近七分之一。這個比例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在此一特定時空中，廣東詩群在國内的地位、創作實力和作品水平。
　　
　　在務實無名的廣東，確有不少没有獲得應得名聲的優秀的黑馬詩人，如早期的吴迪安、凡斯和近年的芷泠等。在廣東詩壇長時期正統而沉悶的氛圍中，他們對現代詩的探索和創作卓爾不群，以個體的存在呼應了北國新詩潮的律動，印证了思想解放的巨大廣延性，以不屈的抗争和韌長堅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地，在一片商業熱土上開出了現代心靈之花。老刀、黄金明、世賓、東蕩子、魏克、安石榴、盧衛平、粥樣等則是年輕詩人中的佼佼者，他們的詩歌天賦和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迥异的藝術面目有着深刻的内在認同。他們是詩壇堅實的中軍,在躲避崇高、無邊解構和自我主義的頽靡世風中,堅持和激揚了在場、博愛、承擔、創價的詩歌道義與理想；他們“對傳統和現代流派的承續與汲取、寬闊深厚的人文精神、生命的從容和對世俗生活的熱愛”，以及對底層弱勢群體的同情，對社會不公和黑闇勢力的批判(這是廣東詩歌最可寶貴的品格之一)，結晶和體現了南方清新的生活旨趣和高尚的道義情懷；對詩藝創新的孜孜以求則使其作品境界深邃，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高致。啓人遐想的是他們如此年輕，假以時日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聲音
　　
　　廣東詩歌的另一强勢特徵，是它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聲音，富於“廣味”的詩歌理念以其特有的超前性，已經和正在發揮着日益廣泛的影響。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與近年來廣東文學批評的整體上昇聯動，廣東的詩歌批評和理論建設大有起色；其二，新一代青年詩人素質全面，不但詩寫得好，其理性思辨能力也毫不遜色。空前的藝術自覺和理性前導是現代文藝的突出特徵之一。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廣東詩歌界缺少時代前瞻和理論創新，除了對朦朧詩“令人氣悶的朦朧”發出的不滿，以及對汪、席“熱潮詩”不乏商業動機的鼓噪外，尚可提起的只有一條“詩歌應爲當代中國人而作”（楊光治），主張雖好終不敵咸與維新的時潮，似乎没有激起多少反響。
　　
　　楊克主編的《1998中國新詩年鑒》的出版，打響了南方詩歌觀念北伐的第一槍。該書“作爲一本在南方編選出版、貫徹着南方的詩歌眼光的‘年鑒’所持的觀點是，詩歌應該直面生存，它的資源應該是‘中國經驗’，並保持對當下日常生活的敏感。”（謝有順語）編者據此在密切關注詩歌的新的生長點的同時，“完成了一次對詩歌現狀的清場”。該刊作爲諸多“導火索”之一，在千年結束之際的1999年，引發了詩歌界自朦朧詩以來的又一場大論戰——“民間立場”與“知識分子寫作”之戰，該論戰雖起因復雜，究其本質，實際上是一種新形勢下的南北文化的交鋒，影響巨大而深遠。圍遶這場論戰，圍遶歷期《年鑒》，廣東批評界新鋭謝有順、温遠輝等都有出色表現。此外，詩評家熊國華對臺灣、海外華人詩歌的研究，年輕的詩評家向衛國（北窗）對90年代詩歌的研究，均有相當的影響。去年《南方週末》刊出拙作《與詩歌的庸俗和平庸作鬥争》一文，對當前詩壇種種不良傾向提出嚴厲的批評，也在國内備受關注。至於素以極端保守著稱的《華夏詩報》（野曼主編），儼然當代詩壇的“獨行俠”，固然與各種庸俗的詩歌現象作了不懈的鬥争，至今不承認北島以來的中國現代派詩歌，却也是它一貫的不肯妥協的立場。
　　
　　詩歌廣東的聲音還有另外兩種發聲方式，即通過專題民刊推出詩歌新概念，以及大膽論证提倡一種新的詩歌寫作模式。廣東文化有一種務實不重名的傳統，有句俗話説：“廣東人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這也許是源於一種生存策略使然，在現實的應對與抗争中可能不失明智，但在思想學術上却不免黯然失色，因爲一切的思辨都從命名開始。到了上世紀末，至少在詩歌方面，情况却在發生逆轉。以民刊爲例，富庶的廣東詩歌民刊活躍發達，早在90年代初總量即列全國之冠，但由於缺少前沿探索和理念先導，缺少鮮明的藝術傾向和詩歌立場，廣東民刊在國内的地位和影響都不高。到了本文檢討的這個時期，成熟的廣東民刊發生了質的飛躍，《中國新詩年鑒》從觀念到操作都是自覺的産物，所以一鳴驚人；黄禮孩主編的《詩歌與人》則在經營多年後進入了全盛期，《中國70年代出生的詩人詩歌展》（2001年）、《中國大陸中間代詩人詩選》（2002年）等專輯的推出，在全國産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它貢獻的“七十年代後詩人”和“中間代”等詩歌新概念，一時成爲廣受矚目的詩壇熱門話題。黄禮孩爲《中間代》一書寫的後記，題爲《一次遲到的命名》，它無意間宣告了一個事實：廣東詩壇的無命名時代從此結束了。此外，2001年創刊於惠州市的《打工詩人》報，也因關注和提倡“打工詩歌”，把“打工詩歌”的概念推向了詩壇和網上。
　　
　　今年7月，《詩歌與人》推出了新一期專輯“完整性寫作”，刊發了世賓的《完整性：擔當即照亮》、東蕩子的《消除人類精神中的黑闇》等論文和一批相關作品，從理想和方向的維度對作爲一種“有效的寫作”的“完整性寫作”，給出了從理論到實踐的鄭重推介。主編黄禮孩在前言中稱這是一種“光明的寫作”，他闡釋説：“作品必須體現在處理當下或日常題材時，靈魂與肉體同時在場，即不是一味地向肉體和物質化俯就。”他還指出：“詩歌真的到了一種完全放任的自我作爲時，肯定對真正的追求自由是一種傷害。自由是相對的，它必須在公共美的秩序之内——一種人類共有的美好精神，否則自由無從談起，自由便不會美好，它必定要滑入放任自流的泥坑，成爲與人類無益的徹頭徹尾的個人行動，實際上就是滑入了黑闇之中。”完整性寫作與《年鑒》的詩歌主張潜通而互補，鮮明地體現了廣東文化富於建構性的一面，必將對詩壇産生深遠的影響。
　　
　　廣東新一代年輕詩人而兼長理性思辨的，我們可以舉出黄金明、安石榴、世賓、張况、東蕩子、劉史任，也許還可包括魏克、粥樣，都有漂亮的詩論、詩評行世或在有關隨筆中表現了這種能力。這無疑是素質優秀和成熟的體現。而這和前面所述諸多現象一樣，都在廣東具有填補空白或高位添量的特徵，表征着廣東詩歌崛起的立體性和全方位。
　　
　　社會開放，經濟繁榮，以及時間和傳統
　　
　　爲什麽廣東詩歌會平地崛起成爲世紀初中國詩壇的一道風景？换言之，借用一個政治經濟學術語：爲什麽這裏的詩歌生産力如此活躍？這個問題相當復雜，排除人才因素不談，——因爲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所能談的是人才“遇合”的條件——，我以爲社會開放，經濟繁榮，以及時間和傳統，是其中四個起作用的要素。
　　
　　先説社會開放。從上述廣東詩群的隊伍搆成來看，社會開放的作用在這裏首先體現在人才交流與合作上，既有外省人才的流入，也有本省人才的位移，更有省内外日益頻密的詩人互訪與合作：例如鄭玲、王小妮、楊克、東蕩子、李明月、吕約、熊國華、楊子、歐亞、阿斐等人的入粤，凡斯、浪子等人的由汕頭、茂名入穗，以及省作協與澳門理工學院合作創辦《中西詩歌》季刊等；這種領域寬闊的人才交流與合作現在每天都在發生。俗話説“不是猛龍不過江”，廣東這塊熱土吸納的詩歌人才，許多在原籍都是一時之選或詩壇成名人物。社會開放的另一表現是詩人彼此間的團結寬容（據訪問者指稱，這種現象在内地十分少見），這是在外來人口的積量達到一定量值，即形成移民社會的格局後才會有的現象。廣東的流入詩人因達到一定量值（時間即在90年代末）而對廣東詩壇發生了“充值”乃至“混血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社會開放的第三個作用，是民刊出版的自由繁盛以及民間與官方（文學機構）二元對立的消融，它對日益民間化的詩歌起着保墒扶元的重要作用。順帶説一句，在禁制森嚴的内地特别是落後地區，情形就遠不是這樣了。
　　
　　再説經濟繁榮。有人説，文學的邊緣化給出了文學生長的空間，據此，廣東詩歌的崛起應有一條原因：拜文學的邊緣化所賜。歸因邊緣化，實際上是説的“自由”二字。而前邊緣化狀態即邊緣化之前的狀態，據解釋即“寫任務”狀態——文學爲政治服務。寫任務所以位居中心，不寫任務所以失掉中心，結局是自由地寫自己的。這使我想到了“娜拉走後怎樣”的舊話，按照前述邏輯：娜拉走後挺好——自由地寫自己的！確實，如果僅就寫作内容而言情形大體如此，但是爲什麽專業隊伍裏的詩人大多改行寫别的去了？可見不盡然。考慮到人是要喫飯的，尤其是印集子印民刊是要用錢的，那麽娜拉走後的去向還是一個問題。對此廣東給出的回答是：娜拉打工去了！體制内的詩人去寫散文寫小説，間或寫幾首詩；非專業詩人工作之餘寫詩，寫詩之餘爲詩打工：印詩集，攢民刊。更普遍的情形是，大量的外省詩人到廣東來打工。廣東的經濟繁榮與社會開放一道接納了他們，給了他們延展詩歌之夢的生存之機發展之資。這就是説，經濟繁榮是廣東詩歌崛起的諸多原因之一。
　　
　　時間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從前述“外來人口的積量達到一定量值”一説可知時間作用的存在：積量是需要時間的。同樣，我們知道，等待一只炒高的股票從高處調整下來，也是需要時間的。事實上沉寂的八九十年代正是廣東詩壇的内在調整期，調整的兩個重要指標：一是消融“前詩歌强省”的冰原，一是完成詩壇新軍的集結。回首近半個世紀廣東詩歌的發展軌迹，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馬鞍型”。廣東詩壇在當代詩歌的起點頗高，拿今天的眼光看可謂“前詩歌大省”：“在50、60年代，廣東崛起了一個青年詩人群體，群星璀璨，引起全國注目。”（《廣東青年詩選。序》，歐陽翎）從那時張永枚、柯原、韓笑、李士非等著名詩人在在全國的影響來看，當年的廣東詩歌顯然比現在地位顯赫。然而，這是一個以軍人（後來則是轉業軍人）爲主體的青年詩群，緑軍裝的保護色使這支隊伍方舟穩泛，在歷次政治風波中很少衝擊與挫折，隊伍以及隊伍的觀念都來得特别穩定。事物總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結果是：當思想解放運動的大潮噴然襲來時，國内崛起的現代派詩群激揚風氣，歸來的流放者開出重放的鮮花，唯有龐大的廣東詩群殊少激情——沉重的歷史包袱使他們舉步維艱。廣東詩壇的最近20年是保守、落伍、單調而沉悶的，新詩的現代轉型在這裏來得特别地壓抑和無助；詩歌新人像大樹下的小苗缺少機會和陽光。給人記憶極深的一件事，是創刊於80年代初、迄今仍在出版的《華夏詩報》（這是廣東目前唯一合法的新詩媒體），它的創刊號頭版頭條有一個十分醒目的標題：《我們與現代派的分歧》。這是一篇詩歌座談會綜述，内容通篇都是廣東資深詩人們對一個詩壇新人的所謂“現代派”詩歌觀點的批判。那時以及後來的許多年，具有現代傾向的作品在廣東特别是廣州是没有立錐之地的（《花城》雜誌是一個例外）。我們還記得，1986年轟動詩壇的《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深圳青年報》與合肥的《詩歌報》聯合舉辦）是由現代派詩論家徐敬亞一手策劃的，廣東之所以還能與該事件有染，完全是因爲它擁有深圳這樣一塊改革開放的飛地。而長期以來，以徐敬亞爲代表的南下詩人在深圳形同孤島，廣東詩壇從未對他們敞開過大門。這種隔閡也是需要時間來消化的。至於這種消化，與其説是對人們頭腦中的觀念的消化，不如説是對人本身的消化。因爲積重難返的是觀念，而人本身是很脆弱的。“歲月無情人暗换”，當一代紅極一時的詩人老去乃至謝幕，那被壓抑和忽略的新人却也成長起來，開放的時代更從四面八方向熱土廣東實施滲透，到了20世紀末本世紀初，混血的詩歌廣東終於呼嘯而起，向中國詩壇宣告了它詩歌新勢力的崛起。
　　
　　最後簡單談一下傳統的作用。所謂傳統，當然是一種民間的存在，是在過去被僵化的體制鎮制着的一種力量。廣東這個地方自明清以來由於地方富庶、風氣開通，文人、官紳乃至富商結社賦詩蔚然成風，垂爲傳統。遞至上世紀90年代初，雖爲改革開放不久，廣東民間紛起的大小詩歌社團數目之大已列全國之冠（見《廣東青年詩選·序》）。來自民間的這股自發的詩歌力量居功至偉，它如源頭活水渾厚而綿長，像地母一樣滋養和孕育着此地的詩歌。廣東詩歌的崛起固然有着入粤詩人的加盟、刺激和提昇，但是如果没有我們所談這種傳統的温床作用，潑向沙漠的溪水是終將枯涸的。這裏僅舉《面影》雜誌和“射門詩社”爲例。前者在堅持滿10年後無疾而終；檢點10年《面影》你會發現，在上述位列“上綫”的那批優秀青年詩人中，許多人都在《面影》裏留下了成長的足迹。南來北往的詩人，也在這裏留下了匆匆的背影。創辦於1989年的“射門詩社”則至今仍活躍着；該社註册地在梅州，是一個以客家人爲主體的民間詩社。據統計，僅在前十年裏，該社160多位成員就寫下數以萬計的詩作，單是發表在報刊上的不會少於4500首。像“射門詩社”這樣的民間自發性詩歌組織，在廣東各地不知凡幾（其中最著名的也許要數韶關的五月詩社）：他們自生自滅，有的堅持三幾年，有的堅持十數年，成員多寡不一；他們自掏腰包辦刊出報，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直至熱情耗竭人散。雖然高端排名可能看不到他們的名字，這沉默的大多數却鑄成了海平面下那冰山的巨大腰身。這也許是廣東的小傳統，或在廣東表現得尤爲壯觀，在它的内裏反映的却是：中國作爲歷史悠久的詩歌大國，雖然歷經摧折磨難，這裏的人民愛詩作詩的熱情一如既往，所以總是詩運起伏而綿延不絶。
　　
　　中國人愛詩，許多人以寫詩和以詩會友爲樂；他們有了閒錢便想好好印本詩集，或幾個人結社出個刊物，更時尚的則是辦個詩歌網站。往古的聖賢早有“游於藝”的人生教誨；隨着生活變得太平和富足起來，特别是隨着休閒時間日漸增多起來，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訴求將變得越來越强烈；而現代消費世界的林林總總多少令人失望，它們爲利欲熏心的商人所操縱，只一味地刺激和滿足人們的感官欲望，使人——如煙客吸食鴉片——空虚而不能自拔；人類終究要沿着桃花溪尋到詩意地栖居的理想上來。而這，在作爲“後發現代化社會”的當代中國，令人欣慰的是：傳統猶在，它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們的嗜好、觀念和靈魂中。
　　
　　若説廣東詩歌的崛起有多少未來學的意義，我以爲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