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對海外華文文學這個特殊文學空間的普遍關注，是在８０年代，開始時只是對局部地區和某些國家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９０年代以來，才逐步進入總體的研究，將其視作新的學科或新的研究領域。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這一領域的研究已蓬勃展開，出版了不少專著和論文集，還有好幾種文學史問世，成果豐碩。但現在世界正處在文化轉型期，文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横向開拓、文化外求爲特徵。面對多元文化崛起，東西方文化必然交匯的前景，爲了求得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更大發展，一是要建立一種世界性的文學觀念，把華文文學作爲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來研究；一是要在方法和視角上有所拓展和更新。而這兩個方面又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因爲任何新的觀念的出現，都預示着方法論與學術視角的變化；好的方法總是提示“我們如何指道心靈依照一個真觀念的規範去進行認識”。
過去，學界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多是把它作爲本土母體文學的一個延伸、補充和發展，研究大陸以外地區和國家的漢語文學寫作，把握各地區、國家華文文學的特性，探索它們各自演變和發展的路向，對世界範圍内華文文學的整合性研究才剛剛起步，一種明確的從國際角度進行世界華文文學的詩學研究，尚未真正開始，爲此，如何從本領域的研究現狀出發，建立新視野，以開放的態度，通過對海外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華文文學的詩學研究，特别是將它同本土華文文學作比較，進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性的闡釋，認識、探討其普遍的文學規律，追尋全球範圍内華文文學作者共同擁有的“詩意表達”，建立具有真正世界意義的漢語詩學，應是我們在面向２１世紀時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海外華文文學，作爲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迄今已有大半個世紀的歷史，但引起人們關注和研究的歷史却要短得多。盡管我國海外移民的歷史很早就開始，但由於早期移居海外的華人，絶大多數是没有文化的勞苦大衆，移民以後，干的也是苦力的工作，談不上有華文文學的創作，本世紀初在海外出現的華文報紙刊物，主要是轉載中國的文學作品，極少有當地創作的。海外華文文學的誕生，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而且是在五四新文學思潮直接影響下誕生的，從各國華文文學誕生的歷史看，早的有７０多年，遲的也將近一個甲子，都不同程度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經歷了從“華僑文學”向“華文文學”的轉變，８０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内出現了“華文熱”，華文文學活動成爲一種被人們關注的文化現象，華文文學同英語文學、法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阿拉伯語文學一樣，在世界上形成一個體系，贏得越來越多人的重視，許多事實説明，世界華文文學發展到今天，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海内外的一些學者先後提出要建立華文文學的整體觀，即：要從人類文化、世界文化的基點和總體背景上來考察中華文化與華文文學，無論是從事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還是從事本土華文文學研究，都應該有世界視野，有一種更爲博大的華文文學的整體觀念。
海外華文文學無論是在哪個國家，都是處在他種民族文化的包圍之中，海外華文作家，在雙重文化背景下生活，使他們對兩種文化傳統和觀念的差异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但由於各所在國國情不同，他們對兩種文化的隔閡、碰撞及其生存狀態的感受和表現也不盡相同。有的在主流社會强勢文化“俯視”下，仍頑强地保持本民族文化傳統；有的與主流文化認同而不被接受；有的則選擇了兼容和互補的道路。在這方面，西方的華文作家和東南亞的華文作家就有很不同的際遇。中國人僑居西方的歷史，如果從較具規模的移民開始計算，約有一百多年，但早期的移民幾乎全是勞工和小生意人，到２０世紀中期，新移民中才有少數知識分子，才有了華人作家的作品出現，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前後，大批的臺灣留學生負笈海外（主要是美國），學成之後留在西方定居，他們同老一代的華僑不一樣，不是爲了生活不得已才離家棄國，是自己選擇了移民的道路，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對西方社會有所認識，有的還加入了所在國的國籍，但由於原先的母體文化同居住國的客體文化相差較大，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生活習慣、思維形式依然是中國式的，要同客體文化認同，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艱辛的歷程，再加上西方社會主流文化以其强烈的文化優越感“俯視”東方，還有西方社會的種族歧視，他們不得不承受許許多多的壓力，這是一種嬗變和重建精神家園的痛苦過程。在６０年代他們所寫的“留學生文學”中，這種精神“放逐”的酸澀和痛苦，就無處不在。到了７０年代以後，很多作品就不再限於個人生活的浪子悲歌式的抒寫，而是“由异國飄零的生活感受層面挖掘下去，思考探索了文化差异、認同、民族主義、歷史等等較深刻的問題。” 這與西方國家（主要是歐美國家）７０年代開始對中國和中國人有比較開放容納的態度有直接的關係，而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國本身的歷史發展。這對許多在中國大陸以外長大的華文作家來説，是一種嶄新的思想和感情的體驗；中國在他們心中成爲一種自我的重新發現與追尋，於是在自己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中，記録下思想、感情、發現、期望，通過文字，“來呵護着那叢本爲即將枯斷了的根”。在東南亞地區，移居的華人衆多，有自己的華人文化圈，華文文學興起較早，前期的僑民文學，主要是反映華僑移居海外以後的種種不便、困擾與痛苦，作品里布滿了“放逐”者的傷痕。５０年代開始，這個地區的許多華人加入所在國國籍，華僑意識慢慢淡化，華文文學作品的内容也從過去面向祖國轉爲面對所在國的社會現實。７０年代以後，隨着東南亞一些國家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封閉的社會結構被打破，華人社會的傳統觀念也産生了大的變化，從昔日的“落葉歸根”變成爲今天的“落地生根”，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有介入主流社會的參政意識。這種觀念的轉變反映在華文文學作品中，一是以往的“放逐”意識在實際意義上消亡了，作品裏抒寫的“望鄉”和對故土的懷念，只是精神上對經歷過的一段生活的緬懷和眷戀；另一是熱情地謳歌所在國的建設，表現不同民族公民在建設中的親善合作。從東南亞華文文學反映出來的文化現象看，華族文化在那裏同所在國文化相遇，雖然也存在隔閡和碰撞，但由於這一地區的絶大多數國家過去曾在於殖民體系的掠奪之中，不像西方世界那樣有强烈的文化優越感，所以能够彼此兼容互補而得以存在和發展。爲此，當我們探究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及其意義時，就必須具有一種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的視角，在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和交匯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的視野融合的基礎上，展示其豐富多樣的文化和美學價值。
海外華文作家的寫作陣容相當大，國别、地區、個體的差异性也很大，爲了深入把握這一研究領域的有關論題，有必要對他們及其作品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探索。由於海外華文作家並非是一種千篇一律的存在，不同的經歷和背景、不同的時空及語境，使我們無法以一種固定的本質的標準來衡量他們，因此，“身份”是我們切入研究極爲重要的角度。
文化身份這一概念，在西方社會科學文獻中已被廣泛使用。“身份”不等於特性、特徵，但特性、特徵、特點都是“身份”的表現。我們所説的“身份”是在更高層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它包括五種主要的成分，“這就是：１．價值觀念；２．語言；３．家庭體制；４．生活方式；５精神世界。” 據學術界人士的不完全統計，在西方，文化身分的定義有３００多種，學術界尚未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理論界定，但對搆成文化身份的這些主要成份，却大多數人是認同的，差别在於各自强調的重點不同。所以當我們提出“身份”批評適用於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時，也是以搆成文化成份的這些具體成分爲基點的。
“身份”批評運用於文學研究中，是與對主體的理論反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雖然後結構主義極力鼓吹主體的打碎或消解，但實際上人類並不能離開身份而生活，那是一種對自我的確認。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我們曾經多次論述應將文化研究與比較研究作爲文本的研究方法，當中也就包括要重視探索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説要重視對他們的“身份”批評和研究。
“身份”批評對於我們切入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之所以是可能是可行的，是因爲海外華文作家是帶有特定的“價值觀念”的，都是給在由特定的文化、種族、社會性别、政治經濟和個人因素所形成的立場上從事寫作，由於文化身份各别，作品也無不深深打上“身份”的烙印。從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衆多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品看，他們都是在雙重或多重的文化背景下寫作的，文化身份十分復雜，可以説，每個海外華文作家的“身份”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求同存异，以種族爲基礎，他們也具有一種共識和身份認同──他們都是炎黄子孫，有華族血統，家庭體制和生活方式相似，而且是在异域以漢語從事寫作，這此共同的因素，使得他們的寫作具有某種共同的性質和形態。我們應透過這些去探測其背後深邃的華族文化世界。
海外華文作家常常處於雙重身份的矛盾之中，他們一方面由於自身的經歷或華人社區及家庭的影響，華族的文化和價值觀念已深深植根於意識之中，而且經常以漢語寫作，語言本身就是歷史與文化的縮影，在漢語象形文字中包含着中華民族獨特的主體意識；另一方面，他們定居或旅居异域，要在所在國立足，他們必須去接受或認同當地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念，學習新的語言，瞭解异域人們的生活方式，這種觀念和行爲上的認同與對本民族文化的執着和眷戀，使其時時處於矛盾當中，不斷思考和追問自己確切的身份，因而有無根的漂泊之感和“邊緣人”的散聚心態。“身份”批評會提示我們去研究和認識這一“真實”。
海外華文作家，大多數是從大陸、臺灣移民的，有不少還是從大陸到臺灣或者香港以後才移民海外，移居地還經常變動，其中藴含的風風雨雨、離愁别緒、沉浮榮枯，引起種種難以言説的内心情緒，精神世界十分復雜，所以我們在研究工作的實際運作中，所面對的是流動的、富有情感與思想的作家個體或族群，他們有不同時空的復雜背景。就每一個個體而言，任何一個生活在海外的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其身份具有任何人無法代替的獨特性，又因爲他們自身的流動性，身份往往是變動不定的。正是因爲海外華文作家具有以種族的基礎的共識和身份認同，又因各自的差异性及流動性造成其身份變動不定，所以我們無法把他們納入固定的類型之中，因而文化身份的研究就有助於揭示這一群體和個體的特殊性，這也正是其精神和藝術活力之所在。
與身份的多重性生及流動性相應，海外華文作家的邊緣性位置也是評價其創作不可忽視的。用漢語寫作，對於海外作家來説，不僅是以寫作來宣泄個人情感爲他們自身言説和分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是確認自身精神價值的方式。記得Ｒ·瓜尼在談到語言的重要性時，曾這樣寫道：“一個人所説的語言，是他生存和活動的世界，常常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稱之爲國家和土地和物産更重要。” 在文化身份五個具體成份中，語言扮演着聯絡員的角色，其他成份都通過語言起作用。海外華文作家，在异國他鄉，在异國語言的喧鬧中，以漢語從事創作，既是扺抗失語、失憶的努力，也是對母語、母體文化的依歸。
對於邊緣處境的海外華文作家，有種種無法備述的艱辛和困苦，但對文學創作而言，這種痛苦也不一定是負面的。它有可能是一筆寶貴的資源和財富，因爲文學需要自身感受和體驗的積累，也需要客觀的審視和思考，海外華文作家的邊緣性形成了他們文化上的空間張力──不即不離的引力和斥力抗衡，使他們不論對本民族傳統文化，還是對所在國文化的回顧和思考，都獲得必要的距離，這種距離往往有助於客觀的審視，使之與主觀體驗相平衡。“邊緣人正是可以在他（她）無比的孤寂中洞視兩種文化的差异和交叠，從而檢視自己和他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 以他們這種獨特的人生經驗，切入生活的角度與本土作家不同，他們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不可替代的記憶與命運書寫，是與“民族”、“歷史”、“文化”等互有聯繫的記憶與命運書寫，在深層的文化意識中，主體的位置呈現出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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