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1953年生於南昌，現為華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小說學會理事。
著有批評著作《“左手”與“右手”》（獲第六屆廣東省魯迅文藝•批評獎）；《世紀之交：長篇小說與文化解讀》（主編；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以及長篇小說精神隧道三部曲——《侏儒》、《暈眩》、《心界》等，（所著短篇與長篇小說曾獲多種創作獎）。
我想讓人像聞到玫瑰花香那樣地聞到思想
記者：知識份子題材是個大題材，你覺得在這個題材的把握上，你的《精神隧道》三部曲對知識份子在當代社會轉型中的狀態，作了哪些不同於別人的探索？
金岱：也許可以這麼說吧，我較早，也始終一貫地關注知識份子的深層精神現象問題。
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並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創作。我認為知識份子是社會的精神器官，寫知識份子，其實就是在寫一個民族的，乃至整個人類的精神問題，或心靈問題，更確切地說是生存本體問題。
我的小說致力的是本體性情感體驗，是生存本體問題。有朋友戲說我把小說寫成了論文，把論文寫成了小說。這當然是開玩笑，但我的小說裏思的成分確實較多一些，不過是那種詩之思。在寫《精神隧道》第三部《心界》時，我甚至有意想寫成某種論說體的意象詩。我的創作理想是讓人像聞到玫瑰花香那樣地聞到思想，也就是感覺到思想。這個比喻來自艾略特，我非常喜歡。
記者：《精神隧道》三部曲歷經十五、六年的創作，《心界》是最後一部，你個人覺得與前兩部相比，第三部《心界》在知識份子的精神探索上有哪些更深刻的思考？
金岱：這三部小說在故事、人物上並沒有任何直接的關聯，但背景是統一的，都是大學校園，都是一座虛擬的東西大學，更重要的關聯是其中所思索的問題，在體驗與思索的問題上是一脈相承，環環相扣，不斷深入的，這三部書的寫作過程，就是對生存的一些根本問題所進行的一種頗漫長，且十分艱巨，甚至是痛苦的探索過程。
儘管我自己在書中明確寫道，我尋找的不是烏托邦，但一些朋友們還是認為我尋找的就是烏托邦。其實這要看如何認定烏托邦，我承認我是在尋找某種關於自我，關於生存本體的理想的可能性，正是這種渴望引導我穿越如此漫長的“精神隧道”。在第二部《暈眩》的末尾，我想我們已經看到了某種暗示，在第三部《心界》中，這種暗示變得比較清晰明確了，有一片澄明的曙光展現在面前的感覺。事實上，我在第三部中提出並論證了我稱之為“我世界”的一種生存本體論思想。這應該是第三部比較突出的地方。
我的思想隨筆是一種文化批評
記者：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觸礁批評這一事業的？
金岱：我一向既有著對藝術品所富孕著的生命感的興趣，又有著對關於這生命感的思；關於藝術的思的興趣，既有著藝術創造的激情，又有著思的創造的激情。在無緣讀大學，還在工廠裏一邊做工一邊偷吃禁果般地看些很不容易弄到手的書時，我就有這樣的端倪。我大學畢業後留校教書，教書是必然要搞研究，搞批評的。我大學三年級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四年級寫了一篇五萬字的畢業論文。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把創作與批評分開來。我一直不認為二者之間有什麼界限。我的思想隨筆是一種文化批評。甚而至於，我的長篇小說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批評呀。
記者：你是以一個批評家的身份進入廣東文壇的，是嗎？
金岱：我是1991年9月調來廣東的。1994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暈眩》，當時國內不少重要報刊都作了評介。但確實，也有一些朋友較多關注我的思想隨筆，我的文化批評。我一直感興趣的是當代文明轉型的精神問題，到廣東來正是為著更早，更切，更深地感受和思索我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精神變化。來廣東後，我寫了一系列較富激情的思想隨筆，探討社會轉型過程中精神規則重建的問題。1998年結集為《“右手”與“左手”》出版。書出版後有較大的反響，從書中所提出的一些新鮮觀點，到文體風格，到對這一文體的命名，都引起了一些連鎖性的反應。如當時我就還沒見過有人將自己的著作命名為思想隨筆，現在許多雜誌都開了思想隨筆欄目。
記者：《“左手”與“右手”》之後，你在批評上有什麼新的思索和創作？
金岱：我一直在寫思想隨筆，每年都有不少發表出來，而且我越來越喜歡這樣一種比較瀟灑的寫法。另外，我主編的《世紀之交：長篇小說與文化解讀》一書去年四月出版了，這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在這部近50萬字的著作中，我想抓住長篇小說這一最具精神文化含量的文學體裁，將其放置于當代文明轉型與價值重建的歷史背景下予以觀照，並對其進行文化流向的分析與解讀。我希望能通過此一側面的文化研究，展現出上一世紀末我國社會縱向上的文化思潮的階段性，橫截面上的文化脈動的多元性等等基本狀態，特別是想揭示出這狀態的複雜性與深層渴望、未來趨勢。這本書的基本框架所顯現的對於當代文學走勢的描述，應該說是比較獨特的。
我越來越喜歡做一個老師
記者：我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教書是你的飯碗，你是從一開始就很愛這一個職業的嗎？
金岱：對於教師這一職業我從小就是充滿崇敬的，我生長在一個教師之家。父母親、姐姐哥哥都是老師，但我大學畢業時，倒是沒有特別想做老師，那時可以到作協去當專業作家的，但我一則受了我父親的影響，我父親也是作家和教授，他認為，做久了專業作家，容易有局限性，與生活有點距離感，當然很多專業作家寫出了好作品，這也不是絕對的。二則是我發覺我不僅癡迷藝術，也癡迷思想。這樣我還是選擇了留校教書。我想校園也是一種生活，在大學校園裏既可以耽於沉思，又可以耽於藝術。
剛留校時，創作上的興趣是占統治地位的，教書確實是只把它當個飯碗。不過我很快就愛上了講課，對於我來說，講課像寫作一樣，也是一種享受。年紀稍大一些後，我又發現和學生們、青年人在一起，能讓自己也變得更年輕，更有活力。我和我的兒子在一起像兄弟一樣，和學生們在一起，也有點像兄弟一樣，和孩子們在一起，人是很快樂的。
記者：你眼睛上的障礙，一定給你上課帶來很多的不便，會影響你上課的效果和情緒嗎？
金岱：這方面的障礙主要有幾點，一是板書麻煩；二是不能看講稿；三是難於根據學生的表情進行互動。板書的問題不大，我照樣寫，學生們會指揮我往哪兒寫，寫重了學生們就笑，告訴我向哪再寫。不能看講稿的麻煩是最大的，需要對所講的東西非常熟悉，好在我所講的都是我愛想的，天天想，經常寫，確實比較熟悉。此外，我的講課風格一向不是照本宣科式的，是比較流動，比較發揮性的，在相對較為確定的邏輯框架裏，思想和講課是同步的，所以講課對我來說，其實也是一種思索，思索著，發揮著，同時也傳達著。我覺得，不能看講稿後，我講得更好，更瀟灑了。當然，在教學上花去的時間要多很多。至於看不到學生的表情，雖多少會阻隔交流，可也有好處，我更容易入境了，本來我一講課就容易投入，現在更是天助我進入物我兩忘之境，不是也挺好嗎？當然這是從絕對上說，其實上課時，我能感覺到學生們的反應仍然是很豐富的，通過問答與對話，那反應就更充分了。
作家、批評家、教授，只是我三種不同的言說方式
記者：你是一個批評家，又是一個教授和作家，按現在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是三棲明星了，你怎樣對這三個身份做一個評定？
金岱：三個身份其實只是我關於自己的人文思想的三種不同的言說方式。三個方面內在上是完全統一的。無論創作、批評還是教學，我要表達的無非都是關於當代精神文化建構，關於現代人的生存本體問題的覺與思，以及關於這種覺與思的方法論問題。三個方面是互動，互促的，而且對於人文言說來說，也是較為完整的表達。可能在形而下的層面上，如在時間分配、社會分工體制的認定上等等方面會有一些麻煩。但我認為重要的是創造性，幹什麼更有創造性就幹什麼，無需太計較得失。
記者：現在可以說你在作家、批評家、教授三方面都做得很成功？
金岱：談不上什麼成功，我只是盡力去做了。
有一段時間，我寫一行字要休息幾分鐘
記者：既搞創作，又搞批評，還要當教授，對於一般人來說，這也是夠繁重的，對你來說就更不容易了。你到底是怎樣工作的呢，例如你怎樣改學生作業？怎樣吸收資訊？怎樣寫作？
金岱：現在主要是靠電腦。網路上，光碟裏，以及通過掃瞄，有大量可讀的東西。學生們的論文、作業也多半是發到我的電子郵箱裏，或交軟碟給我。我通過電腦的讀音軟體來聽。當然非常慢，聽的速度本來就慢，又常常要反復聽，確實有點辛苦。但這對我來說，已經是夠幸福的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太太的幫助。有了電腦之後，她也許不是輕鬆了些，而是更累了，電腦上的大量我沒法做到的工作都得她來做，更何況電腦也是很難侍候的傢伙。至於給我讀東西，一起處理各種事務，就不用說了。我兒子也是常常幫我，我們一起讀過不少有趣的書，現在更是家裏三人中的電腦專家。
此外，我還請人專門給我讀書，是鐘點性的，儘量保證每天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時間，用來讀一些電腦沒有或無法提供的東西。
記者：你是什麼時候用上電腦的？用上電腦之前，眼睛還好使嗎？
金岱：我記得我是1996年才開始用上電腦的。用上電腦之前眼睛已經不行了，那是特別艱難的一個時期。
那時看書已經要用放大鏡了，每天讀一兩頁，再後來，每天只能讀幾行，甚至讀幾個字。我一直堅持到什麼字也看不見了才放棄。為了堅持寫作，我試驗了很多方式，甚至還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裏的保爾用木格子來固定寫字一樣，我也想了個法子，就是在塑膠片上挖出一條條的格子來，然後壓在紙上，一行行地寫。我用這個方法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姐姐，她一看到信就哭了，她在電話裏說她知道我的眼睛快看不到東西了。
寫《精神隧道》第二部《暈眩》及其以後的一段時期，一天寫不了多少，往往是寫一刻鐘，就要休息半個小時，再接著寫一刻鐘。後來當我快完成這部小說時，我已經是寫幾分鐘就要休息了，最後是只寫一兩行，幾個字，就要休息一陣才能繼續寫。
記者：有沒打算把你這種寫作與工作的艱辛寫成一部自傳體小說？
金岱：我也想過寫點什麼，但怎麼寫，還沒定下來。你這個寫自傳體小說的提議也許會對我有所促進。
在華南師範大學的校園，幾乎天天都會看到這樣一個場景：一個高大帥氣的男人，他的身邊總會有一個年齡與他相仿的女性，或者是一些青春無敵的大學生，他們輕輕地挽著這個男人的手，緩緩地走著路。那時，我的心裏就生髮出那麼一種想法：這個男人很特別，他一定有某些特別的故事。
採訪金岱那天，當我一走進他的家，我忍不住就叫了起來：啊！您就是金岱老師呀，我早就認識您了。金岱——就是那個被人輕輕地挽著手走路的高大帥氣的男人。金岱老師樂呵呵地說：真可惜呀，你坐在我的面前，可我都看不到你長成什麼樣子。
——原來，金岱老師的眼睛什麼也看不到了。但是，就是這一雙看不到任何東西的眼睛，卻創作出了那麼多震撼人心的長篇小說、透著深度的批評文字，而且他還意氣風發地站在講臺上給學生們上課。
金岱，這個特別的人，這些特別的故事，讓我的心中湧起——深深的感動，深深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