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將自己所接觸過的學者分為兩類：一類溫文爾雅，不善言談，屬內斂型；另一類才思敏捷，談鋒甚健、屬豁達型。尚有個別介於二者之間，然而細分起來，還是可以歸入到這兩類之中去。
我是在省社科聯六樓一間辦公室裏採訪劉斯翰先生的。
甫一接觸，我便認定他屬於豁達型。他侃侃而談，引經據典，語言邏輯性極強。他說，他這是秉承家學，又長年浸淫于文、史、哲之故。
劉斯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研究，曾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綃綃箋注》、《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史與詩》等著作十多種。
上午談不夠，我們下午繼續談。
劉斯翰曾擔任《學術研究》主編。這是一本頗具權威的社科類理論刊物。他說他從2002年10月以後就不當這個主編了。趁精力還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記者：“你想做的事是什麼事呢？”
劉斯翰：“思考幾個問題。”他娓娓而談。
“一是中國文化的建設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文化熱，我們做編輯的對這個問題很敏感，同時自己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到今天已經思考了十多二十年了，無論讀書做事都與之有關，算得上是‘寢饋其中’吧。我主要從傳統文化這個角度入手。我認為近百年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認識是偏頗的。這百年主要是中國人認識西學，中國人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以一種事事不如人的心態去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將主權掌握在自己手裏，這個情況才發生變化。到80年代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華民族要復興。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取得舉世震驚的成就。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自強，使中國人的心態回復到健康的狀態上來，況且，經過近百年對西方文化的領教，已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有了這兩個條件，國人對自身文化也才有了一個清醒的判斷的可能。”
記者：“事實上，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過二次轉型。一次是自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個時期，中國從封建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這是在西方破關入侵的態勢下發生的變革，而本世紀中國文化的巨大變革，也一直處於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之中。這個時期，中國文化所依附的封建社會岌岌可危，而民主社會的去向則因受到西方的入侵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審視難免偏頗，對西方文明的觀照也欠公允。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社會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會主義轉型，實行計劃經濟，而中國文化的建設則奉行自主成體，拒絕西方文化的進入。到80年代改革開放，西方文化隨著西方現代化經濟大舉湧入，新一輪中西文化衝突在所難免。”
劉斯翰：“在中國文化裏，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我的家學是文學。但我初中三年級時卻對哲學產生興趣。經過‘文革’、下鄉，起先從毛著的‘兩論’入手，又深入研究馬列原著，之後又潛心學習中外哲學、歷史，結合學術編輯工作廣泛涉獵其他社會科學。以這些做基礎，加上自己的興趣，就研究起中國文化建設的問題來。我做這些工作是很‘顛’的，我只是覺得這個問題重要，但真正令人滿意的研究卻不多見，就自己試試看，也不在乎能否出成果。”說到這裏，他不無感慨地笑了笑，又接著說：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人的信仰寄託問題。這個問題和第一個問題是相關的。我認為，一切文化追根溯源，都離不開信仰。人類文化從神話開始，神話和信仰就密不可分。西方文化是從基督教那裏生長出來的，中國文化的根與西方不同。陳寅恪曾根據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經驗，指出：外來文化如果不能和中國固有的文化相容，最終會被排斥出去。我認為，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讓它成為中國文化的營養，或者，換個說法，讓它與中國文化融合，首先必須充分考慮兩種文化所植根的信仰如何相容。不厘清這個問題，不端正中國文化的本位，要把中國的新文化建設好，是不可能的。比如科學主義，它是工業社會的主流思想，科學的根本精神是懷疑，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懷疑一切”，懷疑既有的結論，才有科學的進步。但是當你將科學作為一種信仰崇拜時，就錯了。我們‘五四’時宣導‘科學主義’與西方有很大差異。陳獨秀、胡適他們就將科學當成一種新的崇拜。在孔家店打倒以後，用什麼來維繫精神呢？就捧出一個‘科學’來。近年來，唯科學主義受到批判，就是指對科學的崇拜、迷信。”
記者：“人總是要信仰一個命題，作為他的精神寄託。西方人叫精神家園，中國人就信‘命’。”
劉斯翰：“中國在佛教傳入之前，沒有立足于未來世界的信仰。中國人立足于現世，中國文化是一種‘現世文化’。自周朝以來，中國社會就依靠祖宗崇拜，建立秩序。孔孟的基礎就是祖宗崇拜，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血緣為基礎的等級社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歷史場景。過去一百年，打倒了皇帝，打倒了封建階級，祖宗家法、封建的綱常倫理，這些都瓦解了，還靠什麼？經過多年思考，我注意到除了祖宗崇拜以外，‘命’在中國人的信仰中是個很重要的東西，也很普及。古代的儒生、士大人，不信鬼神，不信佛，但是信‘命’。在古代，上至孔子，下至黎民百姓，都相信‘命’，儘管層次不同。‘命’這個東西是遠古中國人的一種很普及的信仰，《論語》裏記載孔子談命的地方不少，孔子就自稱‘五十而知天命’，又說‘不知命不足以為君子’。據我研究，孔子之後，儒家有專研究‘命’的一派。《墨子》裏有‘非命’篇，就是針對它的。當然，中國人的信仰一直都是多元的，哪些更帶有根本性？有待分辨，有待探究，這需要許多人的共同努力。”
記者：“你對這些問題已經深思熟慮，將你的思想訴諸文本，就可以出成果了。”
劉斯翰：“今年打算把一些必讀的書讀完，再考慮，例如先秦諸子已經讀了七、八年。我是用精讀文本的辦法，盡可能還原古賢先哲的思想，再加以批判、總結，可是難度很大。掩卷之餘，我會悠然記起古人說過的話：‘可以言者物之粗也’。真正精華的東西是不可言說的，可言說的東西不過是些形跡而已。我想，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們對待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馬克思的具體結論也許會過時，但他的方法論永遠不會過時。在智者那裏，思想方法又往往是可以相通的。比如馬克思與《金剛經》都教人不可認定一個僵化不變的死理，要破除對它的‘執’。能被奉為經典的東西，肯定把握了最基本的東西，即所謂‘道’的東西，可以啟示我們面對今天的世界、人生、社會、大自然。人類就是靠這個由實踐中來的大智慧而生存，而發展的。中國人的信仰寄託，今天如何去認識，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新文化的建設，如何在新一輪中西文化衝突中去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就是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這是大趨勢。換言之，中國文化如何走向全球化，如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幾個方面的研究我也要去做。”
記者：“你是如何看待傳統詩詞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的？”
劉斯翰：“傳統詩詞，從文化角度看，是一種很獨特的文化現象，它在中國文化中佔有很獨特的地位。”他約略思索了一下，接著說：“中國人的詩學精神是‘莊騷傳統’。莊是莊子，騷是《離騷》，也就是屈原。《莊子》文筆可謂精美絕倫，千古一人。莊子的思想在先秦諸子中也是個‘異數’。莊子認為世間一切是非都是相對的，一切理論都只是一種說法，因此他一邊說理，一邊提醒讀者不要把它當回事兒。這種智慧與《金剛經》主張的‘破一切執’就頗為接近。可以說莊子已經達到了佛教大乘的悟境，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是很高的。”
“莊子有一個著名命題，是‘人生如夢’。他說自己曾經在夢中化作一隻蝴蝶，很快活地飛舞，後來就醒了，感到很迷惑，他說：‘究竟是我做夢化作蝴蝶，還是蝴蝶做夢化作了我？’《莊子》這本書，一是它的超越現世的思想，一是它的驚世駭俗的美文，受到了讀書人的喜愛，後來就成為古典詩詞的淵源之一。佛洛德說，文學是白日夢，古人寫作詩詞也是寫出一種美的夢。有句古語說：‘詩窮而後工’。正是這個‘窮’，使得詩人想逃離現世，做一個化蝶的夢。屈原的詩——楚辭——是另一個傳統。他的主題是：愛國和流放。‘學而優則仕’是古代讀書人的人生理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就是古人的愛國精神，屈原一生與他的詩歌正是圍繞著這兩大主題的。後世的偉大詩人如杜甫之所以具有巨大深遠的影響，也與此有關。古代的詩人中，有忠君愛國、憂世憂民抱負者，在仕途上遭受了挫折，總會以屈原和杜甫作榜樣，進行抒情言志的寫作。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屈原和杜甫兩人在藝術造詣上都是天才，這讓我們又回到美的創造這一點上。我認為，古代詩歌乃是中國文化皇冠上的寶石。上自《詩經》，下至近世，無數中國詩人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甚至是嘔心瀝血，創造出中國文化無與倫比的美。”
“近世的文學史，對古典詩詞帶上過多功利的眼光。照我看，詩詞作為一種藝術創作，除了‘美’之外，最重要是‘真’，對人生的真誠，不管是莊還是騷，是風花雪月，還是金戈鐵馬。如文天祥的《正氣歌》，高歌慷慨，卻不是為了給人稱讚；‘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千古，卻不是為了讓人傳誦。它是詩人發自肺腑，字字血淚的終生絕唱。將寫詩作為一種功利行為，是不會寫出好詩的，而且人家一眼便看出你的功利性目的。寫詩，只有首先打動自己，才有可能打動別人，這個道理很淺顯但實踐起來不容易。”
記者：“你認為傳統詩詞文化的前景如何？”
劉斯翰：“現在的詩詞研究是我很不願意接受的方式。許多研究者連詩也不會寫，閱讀也不深，抓住誰就寫誰。你要瞭解身邊一個人也不容易，更何況古人？你不清楚他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怎麼生活，怎麼思考，怎樣感受，又如何能夠研究他的詩？詩詞這種東西，近百年來一路走弱。記得王起先生還在的時候，談到這個話題，我說中國古代文化的承傳，50年內將會一直走下坡路。老先生沒有反駁，算是默許吧。但是我對中國傳統文化又是樂觀的，只要中國政治、經濟上路了，成為泱泱大國，中國人重拾自信，包括對傳統文化的自信，那時，世界也將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刮目相看。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奇特的生命力，這使得它生生不息。有句古話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我看，只要世間還有兩樣東西：古籍文本和中國人，中國的傳統文化就總有一天會復興。詩詞也是如此，你想想，中國有十多億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甚至只有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中國人喜歡傳統詩詞，就不得了，那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人啊！因此我是十分樂觀的。”
記者：“產生于農業社會並曾經輝煌的詩詞文化，能否相容於現代工業社會？”
劉斯翰：“馬克思曾經說過工業社會是最沒有詩意的社會。工業社會是物質生產最繁榮的階段，這個社會集中了人類所有智慧去解決人的物質享受問題。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充分地肯定人的欲望，鼓勵人們去追求物欲的滿足。科學主要地也是為解決人的物質需要問題。工業社會的教育方式是學校教育，學校本身就是因應工業社會的需要產生的，它的任務是為工業社會培養合格人材，依附在機器生產上的合格的‘零部件’，它不考慮個性化的東西。資本這個怪物，有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想方設法刺激社會消費。社會消費愈多，生產的定單愈多，資本才能不斷地增殖。在攫取剩餘價值的驅動下，不斷刺激人的消費欲、金錢欲。但錢只能購買物質，卻不能購買精神，從表像上看，好象它也能買到精神享受，但買來的精神到手就變質，就象召妓那樣。因此工業社會是個沒有詩意的社會，在商品法則統治之下，人們很自然趨向速食文化，那是混和了較多物欲滿足的文化，純粹的精神消費悄悄退出了流通領域。”
“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高科技資訊社會隨之來臨。人們認識到，人的物質消費其實是有限的，人如果沒有精神支撐，就會蛻化為物。比如宮崎駿在電影《千與千尋》中就暗諷了這種現實。在人的物質需要已經普遍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他們同時也忽然發現，面對的現實世界竟然剩下一個數位化的虛擬的世界了。肚子填飽之後，精神和信仰的需要就要重新登場。在一個人是這樣，全人類也是這樣。所以，向前看，以物質生產為主導的社會終將被以精神生產為主導的社會所取代，這是歷史的必然，而且已經離我們不遠。中國文化是優秀的高品位的文化，在眾多文化形態的競逐中勢必突圍而出並發揚光大。”
“唐宋時期我們經歷了一個富足的農業社會，產生了唐詩宋詞這種植根於農業社會的主流文化。詩詞文化歷經千百年一路走來，始終不失其無以替代的獨特的語言魅力。及至今天被現代工業文明所淹沒，我以為這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人的精神需求是不受時空束縛限制的。工業社會沒有詩意不等於人類沒有詩意的追求。”
記者：“有人認為現代人用現代語言寫詩填詞缺乏美感，對此你以為如何？”
劉斯翰：“‘五四’時，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這在當時有其合理的一面。白話文對傳入西方文化，適應現代工業文明有它的長處。而且文言文與農業社會意識形態千絲萬縷的關係，也不利於中國人向現代化觀念的轉變。其實中國自古一直都有白話文的，與文言文並存，這是一種雅俗二元的傳統。古代讀書人既能寫文言也能寫白話，這種修養也使雅俗兩重文化互相流通。幾十年下來，香港、臺灣走半文言半白話的折中道路，中國內地則走得絕對一些。以致我們現在是與古代的雅文化基本絕緣了。這就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祖先幾千年創造的文化，大量凝聚在語言文字上的遺產，不能為我所用。這個問題始終要解決，臺灣近年開始要求大學生學寫文言文和詩詞，我以為這個做法很有意義。我30歲時寫白話文的水準，我父親、哥哥都認為已經很不錯，但我不滿足，我希望把文言文的形式、語言和美感揉合進來。我就學寫文言文，用了十多年時間，現在，我不僅學會了寫古文，而且運用古文的修養從事白話文寫作，探索品味高雅的白話文，也初步取得成效。我相信，作為中國的文化人，將來會慢慢回復到‘兼通雅俗’這個標準，與傳統文化銜接，“兼通雅俗”將成為國人文化修養的標誌。我想，如果有一班人，志同道合者，不懈努力，將現代白話文與古代文言文打通，中國文化肯定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這恐怕需要幾代人，到那時，也許就是一個類似盛唐那樣震爍古今的文學盛世。”
“唐人的詩歌，都是繼承下來的。如李白主要繼承楚辭傳統，杜甫主要繼承漢賦的傳統。更有中唐以後如韓柳等一代詩人對前代詩歌的繼承、發展和革新、創造，及至近體詩的定型和興盛，一時蔚為大觀。今天談詩詞創作，很容易從使用新辭彙、寫新事物等著眼，也就是強調‘出新’。近代黃遵憲是這主張的先覺，他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但也有持不同見解的，如清人趙翼詩雲：‘預支五百年新意，再過千年又覺陳。’據我看來，從審美的角度而論，其實古代語言與現代語言並無本質差別，只要熟悉了它們，既能欣賞古詩，也能欣賞新詩。陸遊說‘功夫在詩外’。他是一言道出了賦詩填詞的真髓。我六歲起跟母親背唐詩，小學時與大哥鬥背得多，到中學已背熟幾百首，誦讀過千首，這功夫就逐漸積累起來了。這時動手試寫，加上父親與大哥從旁點撥一下，很快就入了門。但我寫得不多，有時遇到需要應酬又不好直說時，就會寫詩，遇著感情有所觸發，也會寫。長期以來，我更感興趣的，是閱讀和研究名家名作，探究它的形式美和語言美。加上多年來浸淫文史，這就是詩外功夫。包括辭彙的準備，典故的準備，審美的準備，只有多方面都準備好了，才做得到遇感而發，一揮而就，而能寫出好詩。今人寫詩，使用新的語言辭彙，但與古人詩中的辭彙比較，往往顯得單薄，缺少內涵，因為古詩中的辭彙是經過大量創作實踐篩選出來的，又有大量的好詩做依託，文化、審美內涵自然豐富得多。現代辭彙沒有這種積澱，有些乾脆就是一個物件的名稱，隨機應用一下，不礙眼，也是可以的。用得過多就有問題，畢竟詩詞的傳統，要求簡煉含蓄，一以當十，太過淺近，難與前修媲美。現代辭彙如何入詩？我認為還是要扎扎實實提高文字功夫、審美涵養，用心去體驗生活，用真誠去寫，做到有情可抒，有趣可玩，美自然就蘊涵其中了。”
記者：“有人認為嶺南文化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有人則認為嶺南文化只不過近百年來崛起，又有人認為嶺南文化與臨海的地理地緣有關，屬海洋文化，還有人從珠江流域的視域出發，認為嶺南文化屬於珠江文化，是“水”文化，你的看法如何？”
劉斯翰：“嶺南文化是一種移民文化，是一種不斷積累起來的移民文化。如兩晉時中原大亂，很多人移民嶺南。唐末的大亂，宋末的大亂，明清之際，也有很多移民過來。嶺南的原住民早被‘投諸四裔’，從主流地位被排擠出去了。移民流落到嶺南後，聚族而居，開拓家園，既固守自己在中原習得的傳統，又與嶺南遠離政治文化中心，質樸無文，營商務實的地緣生態交融，經過漫長歲月，在逐漸融合成一種新的地域文化的同時，又保留住原來的一些特點，這就是嶺南文化。我認為古代的嶺南文化不是相容的，而是弱勢多元的：一方面是，移民所保守的各自原籍的文化，因為人口不多，而勢單力弱。另一方面是，受惡劣生活環境所迫，不得已之下對峙並存，互相容忍，以求相安無事，也就無力形成一統的局面。至於近幾百年來，中國實行閉關鎖國，長期只有廣州一個通商口岸，嶺南營商傳統又加上西方由商貿攜來的近代工業文明，所謂得風氣之先，遂成為近世嶺南文化‘求新求變’的特點，康梁的維新思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皆於此崛起，在國內儼然獨樹一幟，這也是令當世粵人為之自豪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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